水坝工程与生态平衡：探讨水坝水电站的社会责任

陆佑楣

陆佑楣，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家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能源部副部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河海大学教授，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南水北调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水利水坝工程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根本上讲是依附于对水的利用，大概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地球上已出现了原始的引水和水库工程，可以说利用水资源促使了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又促使了水利工程走上现代工程的道路。法国古代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李伯聪教授最近提出了“我造物故我在”，我很欣赏这两句哲学箴言，它概括了人类在进化和文明过程的作用和地位。当今全球拥有的水坝数量估计有40万座以上，也有人估计有60万座，我国大约有8.6万多座水坝，美国有7万多座水坝，其中坝高在15m以上的大坝绝大部分都是在近100多年内建起来的。正因为这些水坝形成的水库，满足了人口的增长、工业化的进程和人类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新世纪到来，我国经济处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人民期盼着有更美好的生存环境，需要安全、稳定和足量的水，需要充足的电能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之时，却传来了一阵“反坝之风”，以生态和环境为名，猛烈地批判水坝和水电站工程。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媒体舆论以急风暴雨式的袭击水坝和水电站，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报刊把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增长以及盲目的发展、过度浪费资源所造成的生态变化和环境恶化都归罪于“大坝惹是非”，“大坝时代的结束”、“世界已进入拆坝时期，而我们还在建坝”，还有人士以自诩“铁杆的反坝派”为荣，等等，对水坝水电工程提出了无穷的非议。面对这一舆论风潮，对于水利工作者来说，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这是我今天讲题的缘由。

有一本美国人P·麦卡利编著的书，其英文的书名是“Silenced River”，即沉默的河流，副题是“Ecology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即“大坝的生态与策略”，中译版把书名改成了“大坝经济学”。这本书以散文形式编写，却带有政论性质，我不想详述这本书的内容，但这本书的宗旨就是讲大坝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限制、抵制建新坝，要拆除已有的坝，让河流恢复原样，自由的流淌……它引用了不少片面的数据和不实的资料，夸大了大坝及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用静止的眼光看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情感多于理性，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事实上误导了社会舆论，推动了在中国的“反坝之风”。

谁都知道水是一切生命的基础，地球上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这在浩瀚的宇宙空间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个具有丰富水的星球，我们地球拥有的水体总量13.96亿km3。其中可以直接被人利用的水体是0.002亿km3（也就是200万亿m3），只占全球水量的0.015%，这些水是依靠太阳的能量和地球公转的周期而循环不止，可以说是永恒的，为地球上的陆上生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源。然而可为人利用的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是不均匀的，这是自然规律，人们就是利用这一自然规律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水利工程，使人们可以得到稳定、安全、优质和足量的水，这也是水利水坝工程的社会责任。(https://www.xing528.com)

水利工程包含着水坝水库工程、防洪堤坝工程、引水灌溉和城市供水工程、水力发电工程、河道整治工程、通航工程等。我不想在这里赘述这些建筑物的功能，而是想讲一下水坝水库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理性地分析一下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在河流上兴建水坝工程形成水库，可以调蓄江河流量的不稳定性，可以防洪减灾，可以得到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水力发电，可以改善通航条件、供水条件。但它同时也要改变原来的河流状态、淹没土地、改变原来的环境，也使生态发生了某种变化。生态是指自然界各生物间，也包含同种生物间（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生存关系的状态。在自然界这种生物间的生存关系是在不停发生变化，所谓的生态平衡是相对于某一短暂时段而言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只有这一不平衡才产生了向平衡方向的一种自然力量，推动着“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依据。

生态的状况完全依附于环境，恐龙的消亡、人类的崛起都取决于环境，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其实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为的环境也应视为自然环境的组成之一。人是高智慧高度情感的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从原始人开始就不断地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才进化到今天的现代人，人类早已不是生活在原始纯自然的环境里，而是生活在人工化的环境之中。

在河流上兴建了水坝形成了水库，改变了环境，随之生态也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应作科学的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