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和热值也不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我国城市垃圾正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垃圾已给城市环境及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面对垃圾泛滥成灾的状况，世界各国的专家已不仅限于控制和销毁垃圾这种被动“防守”，而是积极采取有力措施，科学合理地综合处理、利用垃圾。我国有丰富的垃圾资源，其中存在极大的潜在效益。
1）环境治理
这些年来，国内的城市垃圾处理卓有成效。历年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情况如表6-2所示。《“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指出，截至2015年，全国设市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到7.58×105 t/d，比2010年增加3.01×105 t/d，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2%，其中设市城市94.1%，县城79.0%，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无害化处理率目标。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的大数据为1.80×108 t［8］。2016年清运量为1.85×108 t。
表6-2 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情况（统计城市：246个；2014年261个）
①环境保护部《2014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国环境报2015-1-5；
②《2015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国环境报2015-12-8；
③《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国环境报2016-11-23。
全国垃圾焚烧厂历年投运数量如图6-4所示。由图可知，我国垃圾焚烧厂的投运数量逐年增加，由2000年之前的2座快速增加到2015年底的224座，总焚烧规模约为2.08×105 t/d，约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40%［9］。到2019年底已建成的生活垃圾焚烧厂近400座。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厂将达600座，发电装机容量为1.35×107 kW。在实施解决垃圾围城之际，人们注意到：我国村镇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已经超过城市的生活垃圾清运量［10］。
不少地区建设了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的高科技静脉产业园区，起点高，技术水准一流，综合经济显著。垃圾处理处置的发展趋势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可分为三个主要链接：即污染物治理链，从固体废弃物处理、烟气污染物净化到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热电产业链和综合资源再生链。综合资源包括回收重金属、熔融玻璃渣的裂化建材等。
图6-4 全国垃圾焚烧厂历年投运数量
2）垃圾发电产业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可划分为初步产业化和全面产业化两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先决条件是企业化和市场化，包括进行城市垃圾管理体制改革、实行经济核算、合理组织生产、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规。
为此，我国大部分省市依据相关政策，制定建设规划、环保评审乃至企业的设计、制造、安装建设，很快形成配套服务的产业链，吸引大批国内外的承包商。除了引进项目的样板工程外，本地化的垃圾发电配套主辅机逐渐占领市场。垃圾发电已经成为市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在这里面各行业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
举例国内某些垃圾焚烧发电工程（不完全统计），一些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经典工程如表6-3所示［11］。(www.xing528.com)
表6-3 一些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经典工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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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垃圾焚烧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在能源利用率、利益分配、运营和环保监控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能源利用率不高 目前蒸汽轮机发电均采用朗肯循环系统。由于垃圾为低热值，又含有许多酸性物质，受高温腐蚀的限制，蒸汽系统参数选用中压中温，其发电效率维持在23%～25%的水平。国内研发的外置式过热器流化床锅炉机组可避免过热器高温腐蚀，采用次高压蒸汽参数，但由于没有供热系统，设计的热效率仍不高。
总体而言，能源转换效率的提高需要从多联产技术装备以及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着手。
（2）利益分配失衡 垃圾发电项目存在着潜在风险和收益不对等，学界称之为“邻避项目”。由此产生民众与政府、民众与项目方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称之为“邻避冲突”。如2015年广东某地村民抗建垃圾焚烧厂事件以及2016年浙江某市垃圾焚烧项目群发事件导致项目中止或下马［12］。
对于垃圾发电项目的批量上马，在制度上缺乏一整套市场规范管理的模式。
在技术装备与管理上，往往沿袭燃煤小型火电设计规程、运行管理方式；再则管理人员、运行人员的培训水平差异等原因；缺乏完善的标准体系，实施的标准排放限值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因素直接影响装备运行的性能指标，影响城镇化建设进程。
（3）生态环保监控 环境监控方面缺失。不少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出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现象，导致大气环境、水体和土壤的生态污染，严重干扰城市、城镇居民的生活，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引发多起群发性的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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