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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剑客理查德·萨门:一段浪漫与悲伤的传奇

时间:2023-06-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为从事记忆研究的缘故,笔者搜索文献的过程中看到了理查德·萨门的在20世纪早期出版著作《记忆》与《记忆心理学》,不禁欣喜若狂,循着线索去找,但是在网上、在图书馆里始终没有找到这两本书。萨门自杀的第一个原因是学术受冷。导致萨门自杀的第二个原因是妻子的病故。

悲情剑客理查德·萨门:一段浪漫与悲伤的传奇

因为从事记忆研究的缘故,笔者搜索文献的过程中看到了理查德·萨门的在20世纪早期出版著作《记忆》与《记忆心理学》,不禁欣喜若狂,循着线索去找,但是在网上、在图书馆里始终没有找到这两本书。后来在澳大利亚访学的朋友帮助,说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书,而且找书的过程非常神奇。于是,萨门及其著作就以坎坷的方式进入到笔者的研究视野中,逐渐地对这个人以及他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859年德国诞生了两位影响人类思想的学者。一位是胡塞尔(E.Husserl,1859—1938),他的现象学哲学影响到了人类的整个科学范围,并且这种影响力逐步增强,他最后死于肺炎;另一位就是理查德·萨门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却表现得极为曲折。萨门是一个身怀抱负的科学家,但是他的科学抱负在当时并没有实现。在他59岁也就是1918年,饮弹自杀。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自杀?成为了解萨门的一个重要的迷。

萨门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有钱人家,从小体弱多病,后来师从著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学习。海克尔是当时世界一流的生物学家。受海克尔影响,他也希望在生物学领域内有所作为。他在海克尔的理论框架内抓住了生物遗传过程中的一个问题:一些已获得的东西的代代相传如何解释?他试图从记忆角度去解释遗传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甚至到澳大利亚游历两年(1891—1893)。回国后写了《记忆》(1904)和《记忆心理学》(1908)两部著作。可惜的是,这两本著作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没有为同时代生物学家肯定。他的第一本著作出来,受到当时生物学家的围攻,第二部著作出版后更是无人问津。

1918年,萨门自杀。斯卡特曾经从兴趣点、术语、立场以及证据等角度分析了萨门作品被遗忘的原因,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自杀却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萨门自杀有三重原因:一是学术受冷、中年丧妻和理想破灭。萨门自杀的第一个原因是学术受冷。他所处的时代是达尔文进化论风靡一时的时期,导师海克尔更是进化论的支持者。受其影响他也希望在生物学界产生影响,但是这也是其人生悲剧的源头,他作品发表后恰恰是受到了很多支持达尔文思想的人的批判和冷遇。45岁时学术上的连续受冷使得他开始怀疑自身,这让我们想到了胡塞尔在42岁的时候也依然不停地怀疑自己。导致萨门自杀的第二个原因是妻子的病故。萨门和他的妻子关系很好,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由于他妻子患有癌症,最后死于疾病。这彻底摧毁了他生活的支柱。萨门自杀的第三个原因是政治理想的破灭。他是一个普鲁士主义者,坚信德国崛起的理想。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战败,四处赔偿。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在这三重事件的打击下,1918年他用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萨门死的方式充满了理想主义。正如斯卡特在萨门传记中记载的那样,他在卧室的床上整齐地铺好了一面德国国旗,凝视着国旗和他心爱的妻子躺过的地方,然后心里默念着心爱人的名字以及德国的名字,一声枪响过后,一切都结束了。

由于当时学界的不理解,他的这一理论沉睡了近半个世纪。1978年被心理学家斯卡特发现和挖掘,2010年以后被神经科学家利根川进的团队承认。他的成果作为了进一步研究记忆印迹细胞识别、标记和改造的理论根基。

萨门求学的时候受到海克尔的影响。海克尔在哲学上是一个整体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从整体的、统一的原则解释自然现象。这显然是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结果。因此,萨门也开始追求这样一种方式。他关心的问题是遗传学,尤其是生物各代之间遗传的同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没有采取达尔文式的经验观察方法,而是带有极浓厚的思辨和实验方法。他找到了“记忆”这样一个原则,在他看来这一原则能够解释自然物种之间的遗传同一问题,通过到澳大利亚游历,他能够找到经验证据。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印迹概念,其定义是“由刺激物产生的存在于应急物质中的持久的然而是原初潜在的变更”。另一个概念是唤起(ecphory),其定义是“将记忆印迹或者印痕从潜在状态中唤醒进入到明显活动的影响”。这两个概念成为他解释所有自然现象的出发点,而这两个概念也成为后来记忆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萨门的著作没有在同时代的生物学家中产生较好的影响,反而是受到极大批判。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学术共同体范式的不可通约造成的。在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成为生物学领域的标准范式,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淘汰成为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这一范式对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竞争、狼群社会等都是这种影响的体现。而萨门所提出的通过记忆原则解释自然现象,无疑从两个方面向达尔文范式提出挑战:一方面是记忆作为思辨的、同一的原则无法被经验证实;另一方面是强调了不同生物代际间的遗传同一性。此外,除了挑战权威当红范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同一原则的寻求更是对当时实证精神的一种宣战。如胡塞尔所言,整个时代都是为实证科学精神造就的具有实证精神的人。所以,当他的思想与当红的进化论范式和实证精神产生碰撞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www.xing528.com)

在生物学领域他受冷并不等于其他领域的无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同时代有些学者注意到萨门思想的价值所在。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把他称作阐明遗传与记忆之间关系的第一人。“如果我们把连接更充分地适应重现的过程的特性归之于有机体,那么我们可以辨认,通常称为一般有机现象的一部分的记忆是什么,也就是说,就其直接地是意识而言,是对周期性的过程的适应。于是,遗传、本能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是达到超越个体的记忆。塞蒙(Die Mneme(《记忆》),Leipzig,1904)也许是第一个尝试科学地阐明遗传和记忆之间的关系”(《认识与谬误》,p56)。这部1926年出版的著作对萨门的作品给出了一种肯定的评价。受其影响,马赫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大脑与意识之间的关联。“大脑功能之间的关联的暂时或永久的失调相应地干扰意识。比较一下解剖学生理学的和精神病理学的事实,我们被迫假定,意识的完整依赖于大脑叶的完整为转移。皮质的不同部分保留着不同感官刺激(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等)印迹。不同的皮质区域通过‘联想纤维’多种多样地联系起来。无论何时一个区域不再起作用或联系被切断,心理失调就伴随发生。”(《认识与谬误》,p56)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德国。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记忆印痕观念的影响下,提出了记忆因果性(mnemic causation)的范畴,他将记忆看作是意象和信念。在罗素1921年出版的《心的分析》“心理和物理的因果律”“记忆”等篇目中有明显的表现。只是罗素显得有些不地道,并没有明确提到萨门的影响。

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萨门彻底被遗忘,直到美国心理学家斯卡特发现了他。斯卡特将这个人挖掘出来向心理学界做出了介绍,肯定了他的记忆理论的作用。斯卡特在2001年推出的《被遗忘的理念、被忽视的开拓者:理查德·萨门和记忆故事》一书描述了他的生命和他的理论及其影响。由于学科限制,他并没有注意到心理学之外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生物学界重新肯定了他的贡献。MIT的神经科学家利根川在1987年以后开始使用“记忆印迹细胞”的概念。他在题为《记忆印迹细胞迎来了自己的时代》的报告中指出,记忆存储在大脑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是直到20世纪这个观念才被科学化,而这个过程得益于萨门的“记忆印迹理论”(engram theory)、赫伯的“突触可塑性理论”(synaptic plasticity theory)。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他的团队开展了诸多研究,借助光遗传学技术,在2012—2016年取得诸多成果。2016年,中国科学院神经所(上海)的蒲慕明研究员发表的《什么是记忆?印迹的当前状况》阐述了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这篇文章再次肯定了萨门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德国动物学家理查德·萨门形成了印迹概念,它维持了导致同时刺激的大脑中的联接”。

从个人角度看,萨门是不幸的,因为同时代的学者无法理解他,导致他的学术著作被打入冷宫;因为他心爱的妻子身患绝症,离开了他;因为他的政治理想破灭,最终自绝生命。但是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看,萨门又是幸运的。一百多年来,他的著作影响了哲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神经科学家,尤其是得到了神经科学家的重新肯定。对于哲学而言,他的价值在于让我们多了一个角度思考从记忆角度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对于理解记忆而言,印痕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代哲学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印章比喻”就是印痕理论的哲学源头。这种理论影响到中世纪、近代哲学。当19世纪萨门提出“生物体印迹”来解释记忆理论的时候,需要认真思考这一概念是否有助于我们对记忆的本质进行阐述。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是一个有意思的哲学家。他在《记忆,历史,遗忘》的著作中特别分析了神经科学中的“记忆印迹”概念。他的切入点非常地恰当。他敏锐地抓住了神经科学最为依赖的“印迹”概念,然后加以批判。当谈到记忆痕迹的时候,他做出了三重区分:书写痕迹、心理痕迹和脑部痕迹。“正如早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蜡块印痕的比喻,我提出要区分三类印痕。书写印痕:在历史操作的层面上变成了文件印痕;心理印痕:被命名为印象而不是印痕,通过标记某个事件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情感意义上的痕迹;最后脑部印迹:这是神经科学家处理的对象。”[1]他已经开始从现象学角度反思神经科学中记忆研究存在的问题。而且他的分析非常精准,抓住了神经科学的问题所在。当然他的有些概念用法还是不甚准确,比如“脑部印迹”。事实上今天的神经科学家主要是使用“记忆印迹细胞”这样的概念,他们很少使用“脑部印迹”这样粗犷的概念。

所以,如果哲学要在当代记忆研究中出场,必须对萨门及其记忆印迹理论加以重视,这是我们进入记忆内容理解的关键,也是我们完善记忆观念史的必要环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回到记忆现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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