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的开发与社会历史进程，可以说是与水利问题相始终。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细化，水利问题日益凸显。早在南朝时，已经出现了“松江沪渎壅噎不利”的情况，时人已有治水之议。[34]但当时问题还并不严重，之后又有唐末五代时期尤其是吴越国的大力修治，河流水系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到了北宋初年，政治上偏重于漕运而忽视了农田水利，“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35]。加之人工水利工程（吴江长桥及塘路、五堰等）大量修建，以“高圩大浦”为主要特征的塘浦圩田体系遭到破坏，以吴淞江为主干的河流体系淤塞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庆历二年，欲便粮运，筑北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江尾与海相接处汙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36]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水旱灾害的频发，如苏轼所描述：“臣到吴中二年，虽为多雨，亦未至过甚，而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虽为淫雨过常，三州之水遂合为一，太湖、松江与海渺然无辨者。”[37]对此，范仲淹等人虽进行过治理，但都不成体系。这时的治水议论，也都停留在小地域层面，少有全流域的通盘规划。
王安石变法期间，全国兴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北宋熙宁二年（1069），颁布《农田水利法》，“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同时鼓励官民建言，“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38]。以此为契机，大量水利议论出现。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乏政治斗争的色彩，但也正是这些争论，使得对太湖流域的水利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其中，被奉为太湖流域两大治水派别之祖的郏亶和单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郏亶（1038—1103），字正夫，苏州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睦州团练推官、广东安抚司机宜，熙宁五年（1072）除司农寺丞，历江东转运判官、温州知府等官。郏亶的水利著作是《吴门水利书》，包括《苏州治水六失六得》《治田利害七论》两部分，全书凡一万两千余言，篇幅虽不长，内容却很丰富，并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吴郡志》记载了其上书的内容：
熙宁三年，昆山人郏亶，自广东机宜上奏：以谓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然自唐末以来，经营至今，而终未见其利者，其失有六。今当去六失，行六得。[39]
郏亶系统地总结了太湖水利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唐五代时期的塘浦圩田体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其间虽然不乏对吴越水利制度的溢美之词，后人也以为其多夸张之词，但具体来看，其议论并非空谈，有很多实地踏勘的结论。在太湖水利史上，郏亶第一次辩证分析了太湖流域地形的高低分区：
苏州五县，号为水田。其实昆山之东，接于海之
陇。东西仅百里，南北仅二百里。其地东高而西下……常熟之北，接于北江之涨沙，南北七八十里，东西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是二处，皆谓之高田。而其昆山
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谓之水田。[40]
由于微地貌方面的差异，高田、低田两大地区在水利上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高田地区“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与江湖相远。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势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泽，以浸润其地。是环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灾”。而低田地区，“地皆卑下，犹在江水之下，与江湖相连。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复平阔，足以容受震泽下流，使水势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趋于海”[41]。
在此基础上郏亶中肯地分析了北宋前期太湖水利的诸多弊病，即“自唐末以来，经营至今，而未见其利者，其失有六”。他认为主要弊端在于“只知决水，不知治田”“惟知治水，不知治旱”“上下因循，修修补补”，不注意统一规划和整体治理，只有局部的小修小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欲治之，固当去其六失，得其六得”。其基本方法是：根据高田区与低田区的地形特点，充分借鉴前人尤其是五代吴越时的经验；以治田为本，将治水与治田有机结合；蓄泄兼施，旱涝并治；整体规划，合公私之力，大力整治。在此基础上，郏亶提出了高圩深浦、驾水入港归海的治水方略。具体治理措施是：按照太湖地区四周高仰、中部低洼的特点，将全区分为高田区和低田区。外缘高田区以深浚塘浦为主，并于高低接界处设置堰闸，以旱涝来调节控制蓄泄。腹里低田区以高筑堤岸为主，利用开挖河渠的土方来修筑圩岸，形成高圩深浦、位位相承的圩田系统，分布高田区和低田区的横塘纵浦，既相互贯通，又有所节制，“水不乱行”，使低田区御洪与高田区引灌灌溉相辅为用。太湖洪水则依农田—塘浦—三江—大海的顺序，最终入海。[42]
郏亶的上书，正迎合了王安石变法时的政治需要，很快受到重视，其治水经过如下：
朝廷始得亶书，以为可行，遂真除司农寺丞，令提举兴修。亶至苏兴役，凡六郡、三十四县，比户调夫，同日举役。转运、提刑，皆受约束。民以为扰，多逃移。会吕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宁元年正月一日，有旨郏亶修圩，未得兴工。官吏所见不同，各具利害奏闻，人皆欢然。十三（五）日，庭下方张灯，吏民二百余人，交入驿庭，喧哄斥骂。灯悉蹂践，驿门亦破。亶幞头堕地，一小儿在旁，亦为人所挈。前此，方尽遣诸县令，出郊标迁圩地。至是，诸令鸣铙散众，遂罢役。亶追司农寺丞，送吏部流内铨。[43](www.xing528.com)
郏亶的具体治水活动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而以失败告终，但在退职之后，他将自己的水利理论运用到自己家乡，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郏亶被重新起用，“复召为司农寺主簿，稍迁丞，预修司农寺敕式，颇号完密”。郏亶通过个体的水利实践，论证了其治水理论的合理性。
单锷（1031—1110），字季隐，宜兴人，嘉祐年间进士。单锷潜心于太湖水利，他首先总结了宋代前期治水的失误之处，在于缺少认真的调查研究，不了解水患的症结所在，“朝廷屡责监司，监司每督州县，又间出使者，寻按旧迹，使讲明利害之原。然西州之官求东州之利，目未尝历览地形之高下，耳未尝讲闻湍流之所从来，州县惮其经营，百姓厌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数也。’按行者驾轻舟于汪洋之陂，视之茫然，犹擿埴索途，以为不可治也。间有忠于国，志于民，深求而力究之。然犹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详于此而略于彼”[44]。显然，将水灾的原因全部归结为自然是片面之词，太湖水利的复杂性，也非寻常人可掌握，由此而论治水，自然不得要领。
对于当时水利问题的原因，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由于塘浦圩田解体，削弱了防御洪涝的能力；二是认为因出水港浦淤塞，导致宣泄不畅；三是以为由于吴江长堤壅阻，导致吴淞江流缓滞；四是认为胥溪五堰的毁坏，增加了太湖来水；还有人以为是荆溪百渎的湮塞所导致。单锷认为，这些见解虽然不无道理，但都失于偏颇。他主张从全局形势着眼来看待并解决问题，并以人的身体来类比太湖水系，“以锷视其迹，自西伍堰，东至吴江岸，犹人之一身也。伍堰则首也，荆溪则咽喉也，百渎则心也，震泽则腹也，旁通震泽众渎，则脉络众窍也，吴江则足也”。水患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部位出了问题，“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结果“沃而不已”“纳而不吐”，最终“腹满而气绝”，导致水灾频繁。[45]
单锷以为导致水灾的真正原因在于来水增加而去水不畅：“上废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反东注震泽；下又有吴江岸之阻，而震泽之水，积而不泄。”而这两者之中，又以吴江岸的作用为主。他比较了两者的作用后评价道：“百渎非不可治，伍堰非不可复，吴江岸非不可去，盖治有先后。且未筑吴江岸之先，伍堰之废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间熟有五六，伍堰犹未为大患。自吴江筑岸已后，十年之间，熟无二三。”[46]若要真正治理太湖水利，一定要处理好来水、去水和库容三者之间的关系。单锷的治水论点和措施，可以概括为“杀其入，宣其出，利其泄”，主要措施如下：上治五堰，使西水不入外；下治吴江岸，为木桥千所，使太湖水东注于海；置常州运河十四斗门，导水入江；开夹苧干渎，泄洮滆湖水入江。[47]单锷的治水理论侧重于排泄洪水，也为后世多数治水者所重视。
对于郏亶、单锷二人的水学，后代虽褒贬不一，但大都承认他们的意见具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影响巨大。清代王铭西在《常州武（进）阳（湖）水利书》中，把单锷《吴中水利书》的问世看作是三吴水利大兴的标志。对于郏亶、单锷二人的分异，宋代赵霖评价道：“郏亶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也正由此，后人一般将郏亶称为治田派，而将单锷称为治水派。其中也不乏门户之见而或褒或贬，尤以明代归有光的意见最为尖锐（详见后论）。其他如清代的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批评道：“郏之说不尽可用，单之术及身试之而民怨沸腾。”[48]宋代的薛季宣高度推崇单锷：“单君（锷）之论于吴之水害，真膏肓之针石也，读其书者其可忽诸！”[49]清代黄象曦却批评单锷，“锷宜兴人，宜兴水之归震泽者大半从五堰来，所以云然。不知震泽之水在宜兴以北来者十之三，在杭湖二郡来者十之六七也”[50]。清代康基田也批评道：“郏氏父子，荆公所用之人，世因以废其书，至观其规画之精，自谓范文正公不能逮，非虚言也。单锷本毗陵人，故多论荆溪运河古迹、地势蓄泄之法，其一沟一港，皆躬自相视，独于淞江体势，未得要领。”[51]
但多数人都认为此二人已经曲尽三吴水利之精髓，当综而用之。比如明代屠隆认为：“昔人之推水学者，曰郏亶、曰单锷，郏亶详于治田，单锷详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举矣。”[52]清代陆陇其予以辩证的分析：“郏亶主于筑堤捍田，而单锷主于涤源浚流。亶之说，可以防一时之害；而锷之说，可以规百世之利。故急则宜从亶，而缓则宜从锷，二者相时而举之可也。”[53]清代邵长蘅《毗陵水利议》总结历代水利议论后评价：“宋人亟议复五堰，复十四斗门，治吴江岸；明人亟议浚吴淞，浚浏河，导白茆港，类皆祖郏氏、单锷诸书。”[54]钱泳总结道：“故郏亶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柝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池塘既深，堤防既成，而水利兴矣。”[55]郏、单二人的水利议论均为后人所重视。
在此之后，郏亶之子郏侨，总结郏亶、单锷之说，采其合理之论，弃其片面之见，参以己意，提出综合治理方略。在郏侨看来，太湖水患的日益加剧，一是堤防堰闸之制的毁坏，一是来水去水的不平衡。因此，治水治田应当密切结合，同时并举，方能奏效。在治水规划方面，其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减少进入太湖的水量，畅通太湖泄水通道，扩大排水出海的能力，广辟水路，宣泄地区径流，以达到“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为腹内畎亩之患”。稍后的赵霖则从技术角度出发，总结治水之法有三：“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56]之后，元代的任仁发亦认为要以“开河、围岸、置闸为第一义”。此后，在治水理论方面并无太多创新。
由于该地区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与太湖水利治理的相关论述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或为朝廷重臣，或为地方官吏，或是饱学有识之士。仅就宋代而言，除了前述诸位外，还有范成大、丘与权、许光凝、向子
、史才、周环、赵子潇、陈正同、陈弥作、丘崈、薛元鼎、毛渐、章冲、王彻、罗点、张叔献、徐谊、李珏、沈度、任古、卫泾等，对太湖水利均有所言，但其所论，大多不出前述的讨论范围。
之后的元、明、清历朝，有关太湖水利的文献愈益繁多，至明清时，“在廷之臣争言水利”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然论述治水方略者，多师承宋人之说，在此基础上加以引申、评论、补充和发挥，除了任仁发、周文英、金藻、归有光等少数人之外，新颖的见解不多。治水者大都着眼于除水患，或重于上游分杀，或重于下游宣泄，总之，只要能把水排入大海，就算大功告成。当然，各个时期由于形势不同，治水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这些议论依然不出郏、单之论，“类皆祖郏氏、单锷诸书”[57]。而随着环境与水利形势的变化，元代以后太湖的出水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绝大多数论述太湖治水者大都贯注于下游一隅，涉及上游问题者甚少，这些人被统称之为下游泄水派，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同时，由于水患严重，多数治理措施只着眼于排泄洪水，对于基本的农田水利建设较为忽视，即“只知决水，不知治田”，这也是治水工程屡兴（据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统计，明代治水工程在1000次以上，而清代更在2000次以上），但不能取得长久效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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