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冈泾，又称吕冈泾，本是娄县境内一条不起眼的小河流。随着水利环境的变迁，它却成为邻县青浦县的重要排水通道。但由于分属不同政区，水利形势不同，因此不同地区对其有着不同的态度，尤其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松江知府练廷璜筑坝于姚冈泾之后，引发了娄、清浦两县“筑”与“决”的水利矛盾。
娄县为松江府的附郭县，其水利形势关乎郡城，因此，道光年间的筑坝行为是由松江府知府练廷璜主持的。关于修建原因，练氏著有记略：
郡城西折而南十里为西汊，黄浦入西汊，由二里泾达市河，蓄泄赖焉。雍正初鹾商谋杜私贩，尝筑坝于汊截其流。乾隆六年，以支河浅涸，复抉坝以纳之。然浦潮东南并入，北来湖泖流弱，不能敌震撼迅迫之事，更百余年来，仍为民患矣。先是泾西陈陀港有锁水桥，后桥废而港口日侈，汊水盛从入贯姚泾而北，其分流入二里泾者，盖十分之二耳。于是郡城内外诸河道泥胶沙固，顷年益甚。郡城士大夫乃议于吕冈泾筑坝，使汊水直趋二里泾，以利环城之河。其地上承姚泾，下注陈陀港者也。请于前摄守徐君，甫将起工，会以去郡而罢。余来守之，次年谋成此举，复得广文叶君珪，明经方君连所条十益四无害说，时方伯张公祥河奉讳里居，亦主其议。遂先浚长三里河，古所谓秀州塘者，畅泄北来清水，即继以坝工焉。坝长三十丈，深二丈余，以三月丁巳经始，迄四月丙戌竣事，通用钱万贯云。[138]
坝成之后，对于郡城及其所在的娄县、青浦二地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坝成潮水迅疾，市河不一年而刷深。……惟青浦适当下流，若遇大水，宣泄阻滞。”[139]具体来说，郡城与青浦县、娄县北乡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郡城固得沽清水之益，一遇霪雨，则青邑低区泄水无从，未免有漫溢之患，此吕冈泾筑坝便于郡城而不便于青邑之情形也”[140]。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一论断，青浦县在此后连年水灾不断，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上海全境春雨接连黄梅及六十日，三江两湖皆灾，禾棉多淹，水势以松江、金山、青浦为甚”[141]。
坝成以后，对于郡城及其所在的娄县、青浦两地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坝成，潮水迅疾，市河不由此，矛盾迅速激化。自坝成之日，青浦县就对此多次表达反对意见，但结果均无法令其满意。在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解决问题时，地方民众便私自开坝。而受益的一方又借助官方力量再次重筑，“道光二十九年水灾，北乡农民将坝开决。三十年，当事从邑绅之请，重为修筑。嗣于咸丰十年贼扰时，居民又私决坝口以通舟楫，至今河更深阔焉”[142]。这种格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方才被打破，借助于战时的混乱局势，受困民众成功将坝口掘开。而太平天国战后，地方受创甚巨，财力支绌，重新兴建困难重重。因此，直到光绪年间才有人动议重筑此坝，结果引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由于重新修筑土坝面临青浦县民众的激烈反对，而改筑石坝又因成本较高而难以实现，最终不了了之，《青浦县续志》记载了此事始末：
光绪十一年，松江府知府时乃风徇郡人之请，拟重筑吕冈泾土坝及开浚古浦塘河。禀准各大吏，在华、青、娄三县劝捐绅富，以济工需。继任姚丙然札县催办。邑人胡见超、朱家钲等以此坝关系青邑水利农田甚大，先后禀县抗议，旋由水利总局委派莫葆辰，会同松府及娄、青两县赴吕冈泾会勘。当以修筑土坝确碍青邑农田，如欲建筑，则须改造石闸，以资启闭。苏抚卫荣光韪之，事遂寝。[143](www.xing528.com)
这次争端本是中国古代诸多水利矛盾中的个案表现，但戏剧性的是这一问题并未就此打住。至近代，官方垄断经营的铁路又带来了新的冲击。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于修筑沪嘉（兴）铁路，需要在吕冈泾上游的北姚泾上筑铁路桥，为防桥洞过于狭窄影响排水，又展开了一轮新的争论。
（光绪）三十三年，苏路公司谋在娄境北姚泾筑坝以通沪嘉轨路。邑人以北姚泾居吕冈泾上游，北姚泾筑坝攸关我邑农田水利，与吕冈泾筑坝无异。因援举旧案，请变更计划。公司初议筑二十尺之桥闸，继又称可展广十尺。邑人不慊。盖以北姚泾河面宽逾三十丈，仅筑三十尺之桥闸，泄水断不能畅。
按照铁路公司的设计，将原宽三十丈（约合100米）的河面，仅筑二十尺（不足7米）之桥闸，显然于青浦的排水大有妨碍。经过不断地反复交涉，河面扩展至三十尺（约合10米），亦不足原有河面的十分之一，仍然显得过于狭窄。对此，青浦人自然不会满意，继续抗争：
遂由沈联第、章纪纲、顾文棨、陈珍彝及耆民陈福全、黄月卿等，先后禀县申详，并径向大吏呼吁。江督端方瞀于利害，偏徇一方，竟有静候官府商办，无庸多渎之批语。于是邑人势难复问，而公司亦违反原议，竟将北姚泾筑坝堵塞，仅开舟楫不通之涵洞，别于其旁挖一支河，桥门又只有九丈，不及北姚泾河面三分之一。自此东南诸水正流被阻，旁趋不畅，潆洄停潴，一遇水潦，泛滥漫溢，贻害无穷。宣统三年，我邑受水灾甚巨，即其明证也。[144]
显然，在抗争过程中，有着“官督商办”背景的铁路公司有恃无恐，在官方高层的支持下，无视地方利益，非但不遵守原来已经达成的协议，甚至自行处置，将北姚泾河流筑坝堵塞，虽另开一支河，但桥门只有九丈（约合27米），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宣统三年（1911）青浦县的大水灾：“淫雨兼旬，河水泛溢，农田被淹，农村损失惨重。米价腾贵，每石银十元许。”[145]之后在民国八年（1919）、二十年（1931）、二十四年（1935）青浦地区迭遭水患，损失惨重，并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铁路修建的博弈。[146]这正是该地区微观水利环境趋于恶化的表现。青浦县低洼地区所面临的水利困境，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青松大控制”水利工程完成才获得最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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