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与现实的启示

宋代以来的江南研究，向来是学界热点，相关研究资料极为丰富，取得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本书以水利史入手，主要探讨了宋代以来江南地区与之相关的环境、社会等诸问题。在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评析、充分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对江南地区与水利相关的重要环境、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和补充。作为区域研究的热点，江南研究的水平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本书力求有所创新，揭示这一地区自宋代以来水利与环境及社会的关系，展示历史过程的复杂与丰富。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技术、环境和社会三个层面出发，归纳如下：

水利史研究从来都与社会密切关联。水利志书是最主要的研究资料，本书对这一地区宋代以来的水利志书资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厘清了其发展脉络，并对主要水利志书做了简要述评。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相关水利议论的理论与实际基础，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重点讨论了郏亶、单锷等人的水利议论及其影响，以及影响治水事业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对其中的三江水学（吴淞江、东江、娄江）在江南水利事业中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以明代归有光为个案，对治水人物进行分析，讨论了在实际水利需要之外，不同的政治、经济等利益诉求对治水议论乃至具体治水措施的影响，从而揭示水利史的复杂与丰富。这一立论，也是我们理解宋代以来江南水利的基础。

从环境层面来看，江南滨海深受潮汐的影响。本书通过研究，复原了宋代以来海洋潮汐的影响范围及其在历史时期的变化情况，发现感潮地区的范围在历史上有很大变化：唐宋时期，感潮区主要集中在杭州湾沿岸与吴淞江流域；明清时期则转移到黄浦江流域和沿江地带。河流水系等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变化，影响了感潮区的范围，随着这一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强，人为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潮汐影响的方式多样，主要包括有风暴潮、潮水倒灌、咸水入侵和泥沙淤积等，潮汐严重影响到感潮区内的河道水文，并进而影响到当地的水利格局，引发了下游高田区与上游低田区的水利矛盾；潮汐带来的咸水入侵、浑潮泥沙淤积，改变了感潮区内河流的水文状况，修塘、筑坝、置闸和疏浚河道成为当地重要的水利任务。以淡潮为主的潮汐，可以为农业灌溉所利用；浑潮带来的泥沙则严重影响了感潮地区的土壤成分与施肥状况。随着冈身地区的开发及感潮区域的转移，其地域开发与经济结构形成了以棉为主的特点，其环境基础正是前述诸项的变化。潮汐的影响还不止于水利层面，也影响到该地区的农业环境、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活，如土壤构成、肥力状况、蟹类种群转移及状元谶语等；进而对江南内部区域间的水利格局造成了影响，引发了上下游之间的水利博弈。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江南未来环境研究的思考。从外部条件来看，放眼世界，海洋占有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在全球的自然灾害中，海洋灾害系统约占到了70%，因而海洋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对于海洋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探讨相对欠缺。海洋潮汐在历史上对人类活动造成过怎样的影响，对现在人们应对灾害有什么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近年来，海洋灾害频发，影响巨大。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共计成22.6万人死亡及严重的财产损失，可能是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2005年8月29日横扫美国东南部的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了80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2010年10月25日，印尼西苏门答腊省明打威群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2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至少509人死亡、21人失踪、上万居民无家可归。频发的灾害，以其巨大的破坏性，激发了人们对于海洋灾害的关注，海洋灾害研究一时间成为学术热点，一批研究成果迅速涌现。但在面对这股研究热潮时，伊懋可（Mark Elvin）的话值得我们深思：“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要以一种整体的环境史观来看待世界，观察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及其互动。”^[1]从这种思路出发，可以发现，潮汐是江南地区常见的自然现象，其影响既是长期的，也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潮汐的影响不单单体现在突发的潮汐灾害上，突发潮灾的危害较大，在史籍中容易留下记载，但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恢复；日常潮汐的影响最持久、最深远，却最易为人们所忽视。

就江南自身来的环境来看，在全球气候趋向变暖的背景下，海平面有上升的趋势，这种变化可能加重潮汐对江南沿海地区的影响。在高海平面条件下，感潮区的范围可能会有所扩大，潮汐所带来的咸水入侵的几率增加，侵入内河的距离也会增加，泥沙淤塞、海岸侵蚀的危害有可能加重，同时，也会加剧洪涝灾害的频率和危害程度。由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及沿江各地取用长江水量日益增多，长江入海径流有减少的趋势，一正一反之间，二者的力量对比更加失衡。海水有可能控制长江口并侵入腹内，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近年的水文状况显示，上海附近河流的潮流界相对上移，最高潮位也在不断抬升，黄浦江米市渡的最高潮位都能达到3.96米，加重了防汛任务，米市渡的防汛警戒水位原为3.30米，1996年已经重新确定为3.50米。^[2]同时，由于潮汐的顶托作用导致的排水困难，在落潮过程中，内河的污水不能全部排出，涨潮时又被顶回，致使污水在河道中回荡，污染物质日积月累，终使水质恶化，苏州河的黑、臭现象难以解决，即是最显著的例子，这是工业化、城市化以来的新问题。在目前可预见的未来环境变动中，潮汐对江南地区的影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直至今天都是整个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城市、人口、产业密集，因此研究历史上感潮地区的变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探讨其可能的变化趋势，研究应对策略以趋利避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水利的进展与区域开发、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密切相关，又使水利史研究与地域开发紧密联系起来。本书从水利史的角度出发讨论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的开发进程，并着重讨论了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所提出的“江南”开发模式，认为这一模式照搬了泰国湄南河流域的开发历程，有其合理之处；但与江南地区的具体实际仍有差异，仍需要进一步的微观论证。在此基础上，以较少被关注的太湖流域西北部地区的开发进程入手，重点讨论了这一地区开发过程中相关的水利问题，如夹苧干渎的湮塞、垾田的发展历程及其环境影响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圩田也是水利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本书讨论了江南圩田的起源与发展，宋代以来圩田体系的变化历程等，对圩田、围田、湖田等名称差异予以辨析。结合芙蓉圩地区丰富的资料，进行了圩田区域社会的个案研究，重点探讨了江南圩田景观格局的形成过程、景观结构及其环境影响，并讨论了在这一环境基础上所形成的地域社会特征及其运行机制。

从江南的内部环境来看，今天江南地区的水系治理实践显示，本书中所论述的一些历史上久已有之的水利问题仍然存在，有些情况还更加严重。尽管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年的集中治理，太湖流域已初步形成北排长江、东出黄浦江、南排杭州湾的排水格局，同时利用太湖等湖泊调蓄洪水，构建出“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流域防洪体系。但是，整个流域的防洪能力仍达不到全面防御流域50年一遇的标准。这一防洪标准，还因为地面沉降、河道淤积、城镇及圩区面积扩大、水面围垦等因素被进一步降低。^[3]这些问题可称之为水利技术层面的缺失，有赖于水利技术的进步来解决。更为严重的问题仍然在于社会层面。比防洪标准低下更让人忧心的，依然是地方利益作祟下的治水策略。太湖流域自古河网密布、河道纵横，还有大量的湖泊、沼泽与湿地等，这些本应该成为很好的洪水排泄通道和调蓄库容。但很多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了基于防洪自保的“联圩并圩”的“包围”策略。深挖河道，高筑堤坝，既要堵住外来水，又要将本区内水外排。本已有限的排水通道、调蓄库容难以容纳，结果自然是加重了水灾的危害。自古以来，江南治水的主要经验就是疏导。各自为政、贪图局部小利、以邻为壑的做法，不但是缺乏整体规划的表现，也违背了治水规律，将会更加破坏区域内水循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为太湖流域生态破坏、退化、恶化埋下祸根。此情此景，似乎是历史的翻版。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今天的太湖流域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长三角依然是中国的核心经济区之一，但与此同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由于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增加资源和劳动力投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已导致太湖流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4]如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伴随着快速的工作化，太湖流域多次出现严重的水污染事件，连面积最大的太湖也不能幸免，2007年5月底，太湖蓝藻大爆发，导致无锡自来水多日不能饮用，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长期的水污染导致的富营养化正是其原因。^[5]即使在农业生产领域，随着西方式无机农业的弊端日益显现，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的使用也成为重要的污染源，因此“生态农业”的呼声开始高涨，试图在传统生产方式中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6]

与传统水利问题相比，水污染是更加复杂的问题。从表面来看，这是当代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结果。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太湖流域的水域被迅速污染，这主要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经济社会问题。有社会学研究者曾指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污染的制造者、承受者与治理者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地位；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化的同时，伴随着村民自组织的消亡以及农村社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传统的水利规范与社会规范失去了约束力，而新的社会规范并未产生或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水污染的快速扩展也就不难理解。在传统时代，也并非没有污染，只是由于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圩田系统的生态平衡，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也有效地约束了村民的水污染行动，这一点在工业化快速推进以前的农村也可以得到证实。显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这种些转变与建设，可以从传统社会的应对中汲取相关经验。^[7]王建革的研究也指出，而在乎家国天下情的复兴。^[8]海面上升的威胁、内河防洪标准的低下，乃至日益严重的水污染等问题，可以靠水利技术的进步来弥补，但只能局部、暂时缓解问题，以邻为壑的治水方略、水利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得不到解决，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水患。归根到底，人与社会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技术、环境、社会三个层面，并不是各自独立，而是始终互相贯穿的。透过本书的讨论，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无论是当前学术的发展趋势，还是现实情况的需要，单纯的水利技术史虽仍有扩展空间，但已经显得过于单薄。与之相呼应，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已经为学界所重视，而水利环境史也正方兴未艾。从环境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区域研究仍然是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历史的重要途径，而水环境变化的研究，亦应当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9]因此，当前水利史的研究方向，应当从单纯的水利工程技术史向水利环境史研究转变，并与水利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将水利史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研究平台之上。在扩大水利史研究范围的基础上，更要扩大研究视野，重视新资料的发掘，尤其是对地方性水利书与承载环境变化信息的历史文献的发掘与解读，将技术史、社会史、环境史密切结合，方可使水利史研究更加丰富、精彩；在研究内容上，除了传统的水利史研究内容外，也要注意开拓新内容，尤其是多学科可以共同参与并互相验证的研究内容。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加注重现实关怀，古今的水利问题的差别，主要在于技术层面，而在社会层面有诸多类同之处，注重对社会层面的分析，可能会更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对于这一发展趋势，相关学界已经有相当的认知，水利史学界认为：“随着水利科学方法的综合和多元，水利科学研究将与哲学、历史、经济、法律、艺术等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和融合”；通过各学科的互补，“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水利工作者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文化素养，有利于未来水利技术的创新”。^[10]社会史学界也有相似的看法，并与社会学界、人类学界乃至历史地理学界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水利史研究相关的各学科之间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尤其水利社会史学界与传统水利史学者尚缺乏广泛的交流和沟通，双方基本仍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既无定期的会议联系机制，也少有共同合作的机会。^[11]各相关学科之间交流与对话机制的构建，以及实现共享资料与合作研究，尚待时日。

要实现向水利环境史研究的转变，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多学科的综合是当前研究的大趋向，水利环境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伊懋可（Mark Elvin）一再强调：“环境史的长期方法学目标必须是，针对每一个探讨的问题，就其需要有系统的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处理这个观念和分析上的异质性是环境史学术兴趣主要部分的来源，也是它最难之处。”^[12]这段话说明了研究环境史所需要的多重背景学科知识，也指明了其困难之处。无独有偶，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在研究宋代黄河水患时也得出相同看法：“（环境史的）研究，同时要分析社会和自然领域之历史，在方法上有许多困难，其程度要更甚于其他学科的学者。”^[13]显然，要实现这一转变，除了在水利史研究自身的方法与资料上有所创新外，还需大量参考吸收其他学科如现代水利学、地理学、农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相互佐证，以免偏颇。

本书所作，只能说是基于这种研究趋势的一次肤浅的尝试。江南研究无疑是一座“富矿”，限于自身的学术能力和写作水平，想要涵盖江南研究的所有方面显然是不现实的。从问题意识上来看，本书在探讨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还远不够，所取得的成果及结论也难以令人满意。即使单就水利史而论，有些问题如环境变化与水利技术的选择及其效果、行政区与水利区的关系及其影响等都也未能进行探讨，对于运河、海塘等重要水利问题讨论的也较少，只能暂时留作遗憾了。学术研究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只有通过不断的尝试，方可以认识到当前研究的进展及其不足，也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接触到新的研究材料，探索出新的思路和方法，推进相关研究的进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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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导论，“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38页。

[2]阮仁良主编：《上海市水环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3]黄勇：防洪自保各自为战，太湖流域治水策略亟待改进，见新华网江苏频道，2005年6月5日，http：／／www.js.xinhuanet.com／xin＿wen＿zhong＿xin／2005-06／05／content＿4378688.htm。

[4]许刚：《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以无锡市为例》，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年第1期。

[5]汪晓东：《无锡蓝藻水危机，污染是主因》，见人民网环保专题，2007年6月4日，http：／／env.people.com.cn／GB／8220／84923／5814760.html。

[6]陈仁瑞：《关于太湖流域的水环境与生态农业的若干思考》，载《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7]陈阿江：《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8]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87页。

[9]邹逸麟：《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0]谭徐明：《水利史研究室70年历程回顾》，汪恕诚：《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序一》，均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编《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年版。

[11]张爱华：《“进村找庙“之外：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勃兴》，载《史林》2008年第5期。

[12]〔澳〕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导论》，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37页。

[13]〔法〕蓝克利：《黄淮水系新论与1128年的水患》，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829～8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