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是浙江水利建设继唐代以后又一个高峰时期。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时期的水利建设较之前代已经有长足的进步，水利建设更加普及。从相关方志反映的情况看，水利建设往往不仅仅局限在府治、县治的所在地，已经普及到乡镇一级。无论是水利技术水平，还是水利建设普及程度，两宋时期的两浙水利建设都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水利建设得到进一步普及。两宋时期水利建设普及度已经较高，尤其是在相对发达的区域，水利网络的覆盖已经非常全面。海盐县在北宋嘉祐元年由县令李维几兴建的“乡底堰三十余所”，“以灌十乡农田”。[387]这种由数十个小型堰闸组成的水利网络统筹建设，用以覆盖并不太大的农田范围，在此前还不多见。而在浙东的山区，由于田亩多位于山间坡地，故水利设施因地制宜，趋向于小型化，如於潜县“容塘、徐博家前塘、皂角塘、祐塘、温塘、徐太家前塘、浪后塘、墓后塘、余三家塘、徐五十一家前塘……承接白塔源等处水，流接荫田一百八十五亩”[388]；又如“戴四捺、石牛水捺、小坑水捺、吴家捺、何长坞捺、小坑捺、桥头捺、卉岭村捺、徐家捺、徐家前捺、高坵捺、大石捺、湖老坞捺、桥下捺、坞口水捺、村前水捺、支候村捺、桥头捺、炭灶坞捺、柳瓜口坑捺、东山捺、广陵岸捺、乌山下捺、低溪水捺、喏口捺、板如岭捺、高桥捺、塘头捺……已上二十八捺承接千秋岭山坑水，上流下接，荫田七百六亩”[389]。近十处、二十处小型堤塘组成梯级水塘，用以灌溉小面积的山间农田，这种现象已经在当时很普遍。一些堰堤的兴建，只为灌溉数十亩农田，如富阳“涌泉堰，溉田五十余亩”；“风溪堰，溉田四十余亩；梓堰，溉田二百余亩；大公堰，溉田三十余亩；后步堰，溉田二十余亩”[390]；等等。一个堰堤，大者溉田上百亩，小的仅溉田二十余亩，显示两宋时期水利建设更加因地制宜，水利工程趋向细微化，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
城市水利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时期，城市水利的建设也日益纳入正轨。杭州的市内运河，大约兴建于唐，但北宋时才成熟定型。这些市内运河由于受潮水带来的泥沙等影响，经常会淤积，由此需要不时地疏浚，宋元丰三年“赐米三万石，开苏、杭州运河浅淀”[391]；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曾兴建堰闸来治理淤塞问题，并利用西湖水冲刷运河：“运河在城中者，日受潮水沙泥浑浊，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弃草壤，因循填塞。元祐四年知杭州，苏轼浚茆山、盐桥二河，分受江潮及西湖水。造堰闸，以时启闭，民甚便之。”[392]苏轼在杭州另一项著名的工作就是疏浚西湖，并把淤泥堆积“葑草为堤”，形成著名的苏堤：“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南北径十三里，植芙蓉杨柳于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曰苏公堤。”[393]当时疏浚的市河，往往既有行舟的功能，又可兼及农田灌溉，如奉化州的新河，元延祐七年知州马称德开浚，“立堰埭三处，潴水灌田数十万亩。又通舟楫，以便商贾往来”[394]。
地方官普遍重视水利建设。宋室南渡，政治经济中心建立到了杭州，东南区域也由之得到进一步开发，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得到普及，当时的地方官员多在任职的府县范围内，推广农田水利，开展一系列的水利建设。南宋开庆、宝祐年间任职明州的吴潜，即在明州一带兴建了多处水利设施：“大使丞相（指吴潜）兴水利者遍乎四境。”[395]“宋宝祐间，丞相吴潜于郡城平桥南立水则，书平字于石，视字之出没为启闭注泄之准。”[396]鄞州江塘、开庆碶等一批水利设施都是吴潜任职时及之后兴建或倡议修建。如江塘“在（鄞县）鄞塘乡二十八都，宋郡守吴潜增筑”；“北渡堰，在（鄞县）县西南三十五里，宋守吴潜所创”；开庆碶“旧名雀巢，在鄞县手界乡”[397]，“宋开庆元年判府吴潜重建”；“练木碶，在（鄞县）县南三十五里，宋宝祐间郡守吴潜建”；保丰碶“开庆元年判郡吴潜于其右创为五柱四门”；管山河，在慈溪县东南五里，“宋宝祐五年丞相吴潜以钱市民田，垦河五里，长七百丈有奇，阔三丈六尺，深一丈六尺，水由是达于茅针碶，鄞、慈、定皆利焉”[398]；黄泥埭碶“宝祐五年判府吴潜委县丞罗公镇竟其事”等等。志书中记载吴潜兴建修建的水利项目有近十处，既有河道疏浚，也有碶闸修建，而且这些水利设施往往项目不大，但以其“丞相”“郡守”之职，亲力为之，“兴水利者遍乎四境”，可见当时对水利建设从朝廷至地方都相当重视。嘉兴太守赵善悉，在其任上整治了一系列的河道堰闸，疏浚了海盐县海盐塘河、招宝塘河、乌坵塘河、陶泾塘河等嘉兴境内的主要航道。其在北宋修建的乡底堰三十余所的基础上，又增加兴建，“增筑乡底堰八十一所”，使得原有的水利规模更大，设施更加细化。据粗略统计，南宋时浙江境内兴建的水利设施数量较之前代而言是最多的，很多县都有十数个水利的初建项目，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的，其中不乏大型的水利项目。一方面说明两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显示这一时期对水利的重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学者认为：“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399]南宋时期思想家陈亮也说：“衣则成人，水则成田。”[400]这都体现了南宋时期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普遍重视，而这种重视反映在水利建设上，就是水利项目的更加普及。
民间出资兴修水利开始大量出现。这时期，由于水利建设的普及，民间、乡闾也集合乡人力量，开展水利建设。实际上在宋代以前，记载中的大部分水利建设，多依靠朝廷、官府兴建，很少有以民间为主进行水利建设的。省内记载中较早以民间之力兴建水利的，当推汉代时的华信建海塘。据说华信因为家族比较富有，因此主持兴建海塘，刘道真《钱唐记》记载：“防海塘，去邑一里，郡议曹华信家富，立此塘，以防海水。”[401]《钱唐记》并记录了当时修建海塘时的传奇过程：“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402]不过，当时的所谓海塘，可能仅仅是位于西湖（据说当时称为钱湖）东侧的浅滩处，所筑的堤塘规模可能不大。据史料记载，在明确注明建于唐代之前的两浙水利项目共有超过百项，但明确记载由民间主持或出资修建的不足五项，除了前述提到的华信建海塘以外，还有以下几处：
花屿湖：花屿湖在慈溪县东南十里，旧有小塘，潴水，唐贞元十年刺史任侗劝民修筑。[404]
长安堰：在武义县西二里湖山潭，由三堰组成，上堰、中堰、曹堰，唐光化元年乡民任留建，溉田万余亩。宋庆元四年邑人高世修，叶之茂重修。[405]
花屿湖由民间出资出力，官府“劝筑”；其他两处都是不假官府资助，由民间兴筑。这种主要由民间自助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况大概由唐代开始出现，但数量不多，大约占当时水利兴建项目总数的百分之五[406]。
由民间主持兴修水利现象的大量出现，大约在北宋时期。从记载来看，北宋时以民间士绅出资修建水利项目的情况开始增多，如位于温州的黄塘八埭，建于北宋宣和年间，属于“阻咸蓄淡”的沿海水利工程，作用是阻隔咸潮、留存山区下来的清洁水源。该项目覆盖周围“二十余里”，工程量不小，但却不假官府资助，自主修建：“里人叶尉达创斗门闸板，岁久腐，咸潮冲淤二十余里，田无灌溉，乡人病之，乃为埭。”[407]黄岩县民杜思齐在南宋开禧年间开凿新河，同样以一己之力，据万历《黄岩县志》载：“新河：在县北五里……宋开禧二年里人杜思齐开凿。”奉化县的蒋家碶、刘大河碶，又名王家碶，俱在奉化县北三十三都，北宋熙宁间邑人王元章之祖创建，建炎二年王元章重修。位于杭州永和乡的永和塘，当仁和海宁二县之间，“宋绍定己丑邑士范武捐财，以助修筑塘”；慈溪县的砖桥闸、颜家闸、黄沙闸三闸，都由宋隐士潘昌捐资建造。有的是官员捐出个人积蓄，助修水利，如慈溪县的黄泥埭碶，由南宋时浙东提举季镛“捐二千缗，助民为之”。由于水利工程一般都不是小项目，需要一定的财力与物力，且受益方也多为范围内的民众，故此前的水利工程多为官方修建，较少有民间或个人出资。从宋代开始，水利的修建更加普及，由于从朝廷到地方，都开始重视水利的作用，意识到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为“灌溉之利，农事大本”[408]，认为“修利堤防，国家之岁事”[409]。在当时，“水利被视为国家大事。因此，宋代也是兴修水利有较大成就的朝代。国家统筹规划水利事务，一方面修复整治旧有河流渠道，一方面修筑新堤堰塘扩大灌溉面积”[410]。随之而来的是，由民间出资或集资修建水利设施的现象也开始接踵出现。虽然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非常普遍，但在两宋尤其是北宋时期，这无疑是一个新现象。
兴建水则以调控水位。这时期，沿海的明州、温州、台州等地还普遍建起了水则。水则的作用是监测水位，调控水量，以控制各沿海、沿河碶闸的启闭。遇到洪水泛滥，涨水淹没水则标志点，即开启沿江沿海各碶闸放水，以避免农田被洪水淹没受灾；一旦水位回落到水则标志点下方，即关闭碶闸闸门，避免水量流失导致干旱缺水。在当时的发展状态下，水则系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水文监测控制系统。如位于温州城内的“永嘉水则”，建于北宋元祐三年，是省内有明确纪年的较早建造的水则。此外，在两宋时期，省内多地都建立水则，以监控调节城市水位。其中，位于绍兴鉴湖的水则据说早在东汉年间即已经存在，并有多处保存下来。包括位于宁波的明州水则，也是留存不多的实例。
明州水则，又称平水则，在明州（宁波）城西南隅，“月湖之尾，去郡治数十步”。此地为诸水交汇之处，“水自它山来者由长春门而入，自林村石塘来者由望京门而入，皆会兹湖”，南宋时担任过丞相的郡守吴潜于开庆元年（1259年）在此设立水则，以控制、调节郡城的概闸启闭：“旁有石桥，名曰平桥。宋宝祐间丞相吴潜于郡城平桥南立水则，书‘平’字于石。视字之出没为启闭注泄之准。”吴潜《建平水则记》说明了建立水闸的缘由：
四明郡阻山控海，海派于江，其势卑；达于湖，其势高。水自高而卑，复纳于海，则田无所灌注。于是限以碶闸，水溢，则启；涸，则闭。是故碶闸、四明水利之命脉；而时其启闭者，四明碶闸之精神。考其为启闭之则，曰平水尺。往往以入水三尺为平，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面在地之上者，未尝不平。余三年积劳于诸碶……偏度水势，而大书平字于上。方暴雨急涨，水没平字，戒吏卒请于郡亟，启钥；若四泽适均，水沾平字，钥如故。都鄙旱涝之宜，求其平，于此而已。故置水则于平桥下，而以平字为准。后之来者，勿替兹哉。[411]
但吴潜建水则之前，明州可能已经有水则设施，据《宝庆四明志》：
大石桥碶：（鄞）县东城外一里，童、育两山之水本自此入江，岁久湮塞，亦图志之所不载。淳祐二年（1242）郡守陈垲亲访古迹，得断石沙碛中，此地良是。遂即桥下作平水石堰，而于浦口置闸，立桥。内可以泄水，外可以捍潮。[412]
淳祐二年较之开庆元年（1259年）早十余年，其所建的平水则，是在“亲访古迹，得断石沙碛中”的基础上修建的，可见在此之前，水则已经存在。《明一统志》记载：“胡榘，宝庆中知庆元府，措置有方，于水利尤尽心。立水则，刊平字于石，为启闭之准，民皆德之”[413]。宝庆（1225—1227年）较之淳祐又更早一些。显然，吴潜由于在当时官位、名声更大，所以其修建的水则碑也名头更响。
浙江境内最早用水则调控水位的，可能不是温州的永嘉水则，而是属于绍兴鉴湖的水则。《嘉泰会稽志》记载，镜湖“湖下之水启闭……有石牌，以则之”。鉴湖的水则牌不止一处，由所在地委员管理，根据水位高低情况，决定闸门启闭：
一在五云门外小凌桥之东，令春夏水则深一尺有七寸，秋冬水则深一尺有二寸，会稽主之；一在常喜门外、跨湖桥之南，令春夏水则高三尺有五寸，秋冬水则高二尺有九寸，山阴主之……凡水如则，乃固斗门以蓄之；其或过，则然后开斗门以泄之。自永和迄我宋几千年，民蒙其利。[414]
《嘉泰会稽志》认为鉴湖的水则早在东汉永和年间开凿镜湖时就已经存在，到南宋时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自永和迄我宋几千年”。镜湖的水则是否永和年间即已有之，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佐证。但大约在北宋宣和年间，位于浙西[415]的许多府县都已经设立了水则，以控制水位情况。《吴中水利全书》记载，宣和二年两浙提举常平赵霖，曾经“立浙西诸水则石碑，凡各陂湖泾浜河渠，自来蓄水灌田通舟，官为按核，打量丈尺，并地名四至，并镌之石”[416]。
除了浙西在宣和年间普遍设立水则石碑，如前所述，温州的永嘉水则，设立时间要更早一些。永嘉水则“在谯楼前，五福桥西北第二间石柱上，云永嘉水则。至平字诸乡合宜”；水位以“平”字为准，水位超过“平”字，就需要开闸放水，如水位低于“平”字，则需要闭闸蓄水：“平字上高七寸，合开斗门；平字下低三寸，合闭斗门。”永嘉水则建造时间较早，“宋元祐三年立”[417]。元祐初年，其大背景即是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提倡水利建设，影响所及，两浙的水利项目许多是在这时期兴建。由此观之，明州的水则有可能也是这时期所初建，但需要进一步的加以考证。
瑞安县穗丰石桥亦刻水则，淳熙戊申楼守钥立。[418]
（范成大乾道年间）作通济堰，搜访故迹，迭石筑防，置堤阏，立水则，溉灌有序。[419]
实际上水则仅仅是观测水位的标尺牌，要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需要与碶闸结合，实时观察水位，调控碶闸，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宝庆四明志》：
碶闸之设，必启闭得宜，则涝有所泄，旱有所潴，水常为吾之利。其或当启而闭，当闭而启，则害亦如之。四明前此水患，至民居沈灶旱稼生虫者，无他，惜水太过。诸碶不尽放故也。……郡守陈垲谓：旱涝丰歉，在天者固不可必，若人事所当修，岂容不尽其力。遂置平水尺，朝夕度水增减，以为启闭。地形高下不等，水之深浅亦然。大概郡城河滨之水，常以三尺为平，余可类推。过平以上，则当泄。中间数夕暴雨，水骤长至四尺有奇，守夜听雨声、日视水则，时当启闸，率分遣官吏四出斟酌尺寸，为放水分数。亦或尽板一决，城中三喉昼夜使之通流。是年虽积涝，谷粟蔬果一无所伤，岁以稔告。[420]
海塘建设开始普及。两浙的海塘建设，从唐代时开始逐渐重视，但当时多为零星建造，也未曾普及。两宋时期，海塘建设进入建设高潮。这时期，两浙范围普遍修筑海塘，以防“咸潮盘溢之患”。从北边的海盐县（含平湖）一直到南翼的平阳县（含苍南），海塘建设都有布局。尤其是钱塘江两岸，海塘修筑最早、最频繁，其中，会稽修筑最早，杭州府、嘉兴府次之。浙东的明州、台州、温州沿海，主要是两宋时期开始陆续有所兴建。由于两宋时期人口增多，对土地的需求也在增加，以前沿海一带的盐碱滩涂逐渐成为垦种的目标，于是，从明州、台州到温州，在这时期普遍在沿海一带建设了堤塘，兴建碶闸，以“阻咸蓄淡”，由此开辟了大片近海耕地。同时疏通港汊，一方面可以阻截海潮的内侵，避免土地的盐碱化；另一方面干旱来临，还可以储存淡水不至于流失，所谓“涝至则泄，旱则潴以灌输”[421]。比较典型的，就是北宋元祐年间提刑罗适在台州兴修的水利。罗适筑堤塘，造函闸，这些水利工程对温黄平原的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史料记载，罗适之前，黄岩温岭一带的近海平原，受海潮冲击，土地盐碱化严重，不利于稼穑，时人所谓的“负山濒海，形如仰釜；雨则众流奔趋，顿成湖荡；稍旱，即诸原隔绝，辄成斥卤”[422]。元祐年间罗适任提点两浙刑狱，即开始对温黄平原展开了一系列的水利整治。其中兴建堰闸十一处，阻绝海潮；开浚官河九十里，并支河、小泾等数百条，以灌溉农田。《嘉定赤城志》记载，官河“陆程九十里，广一百五十步；又别为九河各二十里支；为九百三十六泾，以丈记者七十五万分；为二百余埭，其名不可殚纪。绵亘灵山、驯雉、飞
、繁昌、太平、仁风、三童、永宁八乡，溉田七十一万有奇。旧建闸一十有一，以时启闭”[423]。通过罗适对黄太平原的一系列整治改造，使得原来的盐碱滩地，成为台州的主要粮仓[424]。后人曾对此评论：“罗适开河置闸，地始可耕。”[425]越州、明州、温州地区也先后在滨海一带兴建了一系列海塘、碶闸，使得近海平原耕地增加，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也促进了相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如绍兴府余姚县的“东部塘”，北宋庆历年间兴建，“绵亘八乡，其袤百四十里”。因为海潮冲击，导致沿海民田被淹，甚至冲坏民舍，“荡析田畴，漂溺室庐”。自修建东部海塘以后，使得上千亩滩涂改造成为良田，并免除役税，教民耕种，获得良好收成：“俾民蠲役经营海涂，开垦旷土，总之得田千六百亩有奇。”[426]再如温州平阳的万全塘，“自县北至瑞安飞云渡三十五里”，塘内原来为海湾滩涂，“世相传为海涨之地”[427]。从宋代开始，对海湾一带开始兴筑堤塘，到了南宋初年，堤塘进一步加强，“宋绍兴中，里人徐几为倡，铺石其上”[428]。此后，官府派员修建新的堤塘，沿飞云江筑堤，包围大片滩涂，形成了濒海耕地，“向为斥卤者，兹皆为沃壤”。
钱塘江浙西海塘分布在杭州郡城、盐官县、海盐县等地，其中，郡城附近海塘从五代开始修建频繁，宋代时愈加重视；而盐官、海盐的海塘从唐初兴建，并在南宋时多加修建。
钱塘江由于入海处特殊的喇叭口形状，使得潮水来势特别凶猛，往往造成岸线崩塌、土地流失，对沿岸地区的农田构成严重的威胁。有时候几十里地方、整个乡镇都被潮水淹没、冲走[429]。故浙江（钱塘江）两岸是最早开始兴建捍海塘的地方。比较有名的记载是刘道真《钱唐记》：“防海塘，去邑一里，郡议曹华信家富，立此塘，以防海水。”[430]据《元和郡县志》：“华信，汉时为郡议曹”[431]，可见，位于钱塘县东侧的海塘最早建于汉代。《钱唐记》并记录了当时修建海塘的过程：
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432]
但前人根据秦时即有“钱唐”之名而判断可能早在秦代时即已有建筑海塘的历史：
按：《史记》秦始皇过丹阳至钱唐，则秦时巳有之，非始于华信明矣。自汉已来，江潮为患，筑塘捍之，今云筑塘以备钱湖之水事，无稽证考之。《释文》云：唐，途也；钱，古籛姓；岂秦汉间有姓籛者居江干，或筑塘以捍海，遂以起名，如富阳孙洲之类是也。[433]
由此看来，早期沿江干而居者“筑塘以捍海”，或在秦时已经存在，并因此而名之曰“钱唐”，也是有可能的。但比较系统的海塘建设还是要从唐代开始。当时浙西的海塘建设主要在盐官一带，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也还没有对府城周边的海塘作大规模修建。尽管当时的海患不断：
唐大历八年（773年），大风潮溢，垫溺无算。咸通二年（861年），潮水复冲击，奔逸入城。刺史崔彦曾乃开外沙、中沙、里沙三沙河以决之，曰沙河塘……光化三年（900年），浙江又溢，坏民居。[434]
但由于海塘修建工程量较大，且海潮一日二次冲击，确实有一定难度，“人力未及施也”，当时白居易曾经写文告祷于江神，以祈求神灵祐祜，但并没有在府城一带兴建海塘。[435]
到了五代吴越时期，由于钱氏在杭州立足，对城市的拓展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又因为州治介于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地形促狭，于是海塘的兴建就开始变得分外迫切，大规模的海塘建设也由此展开：“梁开平四年八月，钱武肃王始筑捍江塘在候潮通江门之外，潮水昼夜冲激，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又致祷于胥山祠，仍为诗一章，函钥置海门山，既而潮水避钱塘，东击西陵，遂造竹络，积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成，久之，乃为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陆，皆昔时江也。”[436]武肃王钱镠采取“造竹络，积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成，久之乃為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陆，皆昔时江也”。堤岸的筑成，也为郡城杭州拓展了相当的城市空间，以前的江边滩涂，变成了城市聚落。
两宋时期，府城一带的海塘修筑愈加频繁：(www.xing528.com)
宋大中祥符五年，潮抵郡城，发运使李溥请立木积石以捍之，不就。乃用戚纶议，实薪土以捍潮波，七年功成，环亘可七里。天圣四年，方谨请修江岸二斗门。景祐四年，转运使张夏置捍江兵，采石修塘，立为石堤十二里，塘始无患。庆历六年，漕臣杜杞复筑钱塘堤，起官浦，至沙泾，以捍风涛。又俞献卿知杭州，凿西岩作堤，长六十里。皇祐中，漕臣田瑜叠石数万，为龙山堤。政和六年，兵部尚书张阁言：臣昨守杭州，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溢后，潮汐浸淫，比年水势稍改，自海门过赭山，即回薄岩门、白石一带北岸，坏民田及盐亭监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江东距仁和监，止及三里。北趣赤岸蘪口二十里。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诏亟修筑。七年，知杭州李偃言：汤村岩门、白石等处，并钱塘江通大海，日夜两潮，渐致侵啮。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叠，从之。
南宋时建都临安，防海潮变得分外迫切，海塘修建也比较频繁：
绍兴末，以石岸倾毁，诏有司修治。乾道九年，复修筑庙子湾一带石岩。自是屡命有司修葺。淳熙元年，江堤再决。嘉熙二年复决。守臣赵与权乃于近江处所，先筑土塘，于内更筑石塘，水复其故。嘉定十年，江潮大溢，复修治之。[437]
盐官、海盐一带的海塘兴修较早，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元年重筑”，可见其始筑年代要早于唐代，并在唐初时做了比较系统的“重筑”与兴建，范围包括从杭州府的钱塘县、盐官县至吴郡的海盐县、华亭县[438]。据说海塘“阔二丈，高一丈”[439]。当时，位于钱塘江两岸的盐官、会稽一带地势低平，海潮容易涌入，对当地农田损害尤甚，故两地的海塘工程的迫切性也显得日益突出，史料显示当时的海塘修建主要集中在会稽、盐官一带。《新唐书·地理志》：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440]；会稽“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畜水溉田。开元十年（县）令李俊之增修，大历十年（浙东）观察使皇甫温、太和六年（县）令李左次又增修之”[441]。唐代时会稽的地位较杭州为重要，但在海塘的修筑方面，两地不分上下，盐官“堤长百二十四里”，会稽的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两者规模相当。可见在唐代时，浙江（钱塘江）两岸修筑的海塘，规模、重要性是大致相当的，与明清时期特别重视浙西海塘有所不同。
盐官海塘自唐初修建以后，之后在相当时期内均未见修建记录，可能由于当时沿海一带居人不多，以致海患的影响也不大。《宋史》的修撰者就认为宋以前的盐官一带“旧无海患，县以盐灶颇盛，课利易登”[442]。进入南宋以后，海患增加，对海塘的修筑开始逐渐重视，尤其是嘉定十一年的一次海潮，“海水泛涨，湍激横冲，沙岸每一溃裂，尝数十丈，日复一日，浸入卤地，芦州港渎荡为一壑”，卷走了大片的濒海田地，“县南四十余里尽沦为海”。嘉定十二年，有言官上奏朝廷，要求对之采取措施：“今闻潮势深入，逼近居民。万一春水骤涨，怒涛奔涌，海风佐之，则呼吸荡出，百里之民宁不俱葬鱼腹”，“乞下浙西诸司，条具筑捺之策，务使捍堤坚壮，土脉充实，不为怒潮所冲”。由此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并在嘉定十五年命浙西提举刘垕“专任其事”，刘垕对此提出了应对建议：
（盐官）县东接海盐，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连平江、嘉兴、湖州，南濒大海。（海岸）元与县治相去四十余里，数年以来水失故道，早晚两潮，奔冲向北，遂致县南四十余里尽沦为海。近县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东西两段并已沦毁，侵入县两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间古塘十余里。万一水势冲激不已，不惟盐官一县不可复存，而向北地势卑下，所虑咸流入苏秀湖三州等处，则田亩不可种植，大为利害。详今日之患，大概有二：一曰陆地沦毁，二曰咸潮泛溢。陆地沦毁者，固无力可施。咸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冲损，遇大潮必盘越流注北向，宜筑土塘，以捍咸潮。所筑塘基趾，南北各有两处，在县东近南则为六十里咸塘，近北则为袁花塘；在县西近南亦曰咸塘，近北则为淡塘。亦尝验两处土色虚实，则袁花塘、淡塘差胜咸塘，且各近里未至，与海潮为敌势。当东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筑，则可以御县东咸潮盘溢之患。其县西一带淡塘，连县治左右共五十余里，合先修筑。兼县南去海一里余，幸而古塘尚存，县治民居尽在其中，未可弃之度外，今将见管桩石，就古塘稍加工筑，迭一里许。为防护县治之计，其县东民户日筑六十里咸塘，万一又为海潮冲损，当计用桩木修筑袁花塘以捍之。
可见这次修筑，主要是在原有海塘的基础上修筑加固，“今将见管桩石，就古塘稍加工筑”。对离县治较远的崩塌沙岸，没有进行加固，“陆地沦毁者，固无力可施”。而修治的重点主要是在县治周边的袁花塘、淡塘、咸塘等，“就古塘稍加工筑，迭一里许”。这次的修筑工艺以土筑为主，并以木桩加固，“当计用桩木修筑……以捍之”。[443]
浙东钱塘江海塘
浙东钱塘江海塘主要分布于于越州（绍兴）地区，也涉及慈溪县海塘的一部分。从史料看，这一区域的海塘修建年代比较早，可能是省内海塘修建最早者之一，原因即是早期两浙的中心，浙西在吴郡，浙东在会稽。加之会稽东汉年间兴建的鉴湖水利系统，可能涉及沿海一带的海塘整治，以达到“阻咸蓄淡”、“蓄水溉田”的功效，所以海塘的建设也可能早在东汉时已经涉及，但史书在这方面缺乏记载，故《嘉泰会稽志》称海塘建造“莫原所始”[444]，也是比较谨慎的判断。
钱塘江海塘在浙东的分布，从萧山县一直延伸至上虞，长达百五十里余。其中会稽、山阴一段建造时间最早，唐代初年即已存在；两翼的萧山、余姚、慈溪海塘，约建于两宋时期，“在萧山县东北浙江入海处者曰北海塘，西自县东北十里长山之尾，东接龛山之首，亘四十里”；“在山阴者曰后海塘……起自汤湾，迄黄家浦，共六千一百六十丈；在会稽者东自县东八十里上虞江口，西抵宋家溇山阴界，延亘百余里。”[445]会稽海塘在唐代时已经被官府所重视，并多经整修、改造。唐开元年间，郡守李俊之开始大规模的兴建，此后唐大历年间、太和年间都曾由官府主持修建，《新唐书》：“（会稽）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畜水溉田。开元十年（县）令李俊之增修，大历十年（浙东）观察使皇甫温、太和六年（县）令李左次又增修之”[446]。记载中提到的“以畜水溉田”，说明位于会稽的海塘，除了阻挡海潮冲击，还有积蓄淡水、灌溉农田的功用。显然，这部分的海塘与稍后修建的玉山、朱储斗门一起，组成具有“阻咸蓄淡”、“以水溉田”的功能，实际上也是东汉年间建造的鉴湖灌溉体系的一部分。由此判断，会稽海塘的兴建可能要远早于唐代。《嘉泰会稽志》记载了玉山、朱储斗门的情况：
朱储斗门在县东北二十里，唐贞元初观察使皇甫政凿玉山、朱储为二斗门，以蓄水。
玉山斗门八间，曾南丰所谓朱储斗门是也。去湖最远，去海最近，地势斗下，泄水最速。
斗门具有“阻咸蓄淡”的功能，既能阻挡潮水冲击，旱季能“蓄淡”，汛雨时节便于排涝，是与海塘一体的配套工程。
到了宋代，海塘的修筑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海水冒田，独为民病”，所以历任地方官对之多有修缮，“或遇圮损，随即修筑”[447]。南宋绍兴年间、嘉定年间都曾做过修缮。绍兴三十二年十月至隆兴二年的修建工程，嘉泰《会稽志》有记载：
府城北水行四十里，有塘，曰防海。自李俊之、皇甫温、李左次躬自修之，莫原所始。皇朝改隶，巫山、威凤二乡适直其地，为田八百顷，前志谓畜水以利灌溉，今泯然无迹。而海水冒田，独为民病，塘之外不能寻尺。其役始以绍兴三十二年十月，成以隆兴二年十月。[448]
南宋嘉定年间，潮水冲击堤岸，损毁民田、民舍，郡守赵彦倓请示朝廷，拨款修缮，历时一载，“裨修共六千一百二十丈，砌以石者三之一”，并规定官员专职巡视海塘日常维护情况，“今后差注山阴尉职，添带巡修海塘，视成坏以加劝惩”。为了保证修缮经费，还专门设立庄田，其租税用以海塘修缮的费用：“所计五百七十八亩，山园水塘三百七十二亩，置庄于古博岭，藏其租，委官掌之，以备将来修筑费。”《会稽续志》记载：
清风、安昌两乡，实濒大海，有塘岸以御风潮。或遇圮损，随即修筑。若易为力，或浸不省……至嘉定六年，溃决余五千丈，冒民田，荡室庐……转徙者二万余户，斥卤渐坏者七万余亩。岁失两乡赋入以万石计者。（嘉定）四年，于兹守赵彦倓请于朝，颁降缗钱殆十万，米万六千余石，以益以留州钱千余万。仓司被旨督办……秋，兴役筑塘，及裨修共六千一百二十丈，砌以石者三之一。起汤湾，迄王家浦，以明年夏毕工。会诸暨县民杜思齐以造伪获罪家没入郡，又请买其田于安边，所计五百七十八亩，山园水塘三百七十二亩，置庄于古博岭，藏其租，委官掌之，以备将来修筑费。又请行下吏部，今后差注山阴尉职，添带巡修海塘，视成坏以加劝惩。[449]
余姚县的海塘建筑时间则略晚，大约在北宋庆历年间。时值推行新政，提倡“均公田”、“厚农桑”，海塘就是在此大背景下修建。因为位居县之东侧，故名之为“东部塘”，由余姚县令谢景初主持兴建，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为之作记：
自云柯而西有堤二万八千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县事谢君为之也。始堤之成，谢君以书属余，记其成之。始曰：使来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谢君者，阳夏人，字师厚，景初其名。以文学世其家，其为县，不以材自负，而急其民之急。方作堤时，岁丁亥十一月也。能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驩趋之，而忘其役之劳，遂不逾时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见于事，如此而犹自以为未也，又思有以告后之人，令嗣续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长虑却顾图民之菑，如此其至，其不可以无传。为书其堤事，因并书其终始，而存之以告后之人。庆历八年秋记。
此后海塘损坏，有牛秘丞者再做修缮，改土塘为石堤：“后有牛秘丞者，又尝为石堤，已，乃溃决。于是岁起六千夫，役二十日，费缗钱万有五千，修之。民疲而害日甚。”[450]到了南宋庆元二年，县令施宿又重加扩建，“增筑视旧倍蓰”，长约一百四十里，绵延八乡。著名学者楼钥为之记：
庆元二年，令施宿始因岁役，革具就实。既竣事，则图所以永其存。盖东之为云柯、梅川、上林，在承平时，尝有牛秘丞斫石为堤，岁久堤移，石亦淹没。命工求诸淤淖而具得之，爰相旧规，创意迭累，既壮其东偏矣。西之为兰风、东山，特当涛势冲突，徒恃土堤，惧不能久。则又计工采石，鼎新改筑，盖为费者八千缗，而西偏石堤复立焉。深惟厥终，俾民蠲役经营海涂，开垦旷土，总之得田千六百亩有奇。乃建置海堤庄用，其租入随时补苴，力不困下而堤益固。自是岁，省民夫十有二万。
浙东沿海海塘
浙东沿海海塘包括明州、台州、温州东部沿海海塘。从史料看，这一地区的海塘主要是在两宋时期开始建设。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沿海一带普遍开始建设堤塘，兴建碶闸，开辟了许多近海耕地。宝庆《四明续志》记载明州府定海县（即今镇海县）有“旧海塘”、“新海塘”之名：“定海旧海塘田一千九十亩……新海塘田二百四十五亩三十步”[451]；旧海塘，也即后海塘，又称海石塘，在定海县东北五里，南宋淳熙十年县令唐叔翰始建。初为土塘，后被风潮冲激，“弗绩”。淳熙十六年，仿照杭州捍海塘，“迭石甃塘”，南起招宝山，西北抵东管二都沙碛，长“六百二丈”。嘉定十五年，县令施廷臣、水军统制陈文又加增建。嘉靖《宁波府志》记载说：
定海县海石塘，在县东北五里大浃江东，出两山对峙，曰蛟门，曰虎蹲。出蛟门东北，连海洋，风潮冲激，少失堤防，则平田高地皆为咸潮所吞吐。宋淳熙十年，令唐叔翰与水军统制王彦举统领筑之，弗绩。十六年请于朝，效钱塘例，迭石甃塘，岸六百二丈五尺。东南起招宝山，西北抵东管二都沙碛。嘉定十五年，令施廷臣、水军统制陈文又接连增甃五百二十丈，于石塘尽处再筑土塘三百六十丈以续之。建永赖、海晏二亭于塘之左右。
慈溪县海塘初建年代大约在北宋，位于县西北六十里，西自白洋浦，经向头山，东接定海县境，凡四十里。又有东海塘，在慈溪县东四十五里，长一百二十丈，阔三丈六尺，南北皆接定海县界。宝庆《四明续志》说：“东西海塘，自石人头山至瓜誓山九百七十四丈，自赡军库至龙尾山四百八十丈”；“古有海塘闸柱，屹然中存。”自海塘建成后，原来的海湾滩涂，都成为丰产的良田：“已成畎亩者，禾黍菽麦弥望。”[452]
台州海塘有规模的修建也主要是在宋代。如宁海县有健阳塘，在健跳所城外，是一处海塘与斗门结合的堤塘设施，除了防海堤塘，中间设立陡门，以利于内河河水汛期排涝，即所谓的“中设陡门，则未尝不资蓄泄也”[453]。建造年代较早，据说始建于唐代，由僧人怀玉募缘兴建，“筑堤五百余丈”[454]。宋代以前的海塘建造很少见于文献记载，其中很大的原因，可能是这些构筑活动范围都比较小，影响不彰，以至于史书有所阙如。到了宋代以后海塘修建的记载开始增多。除此之外，北宋元祐年间提刑罗适在台州兴修的水利，是这时期台州地区最重要的海塘建设工程。比较遗憾的是，虽然史书中对罗适兴建函闸、整治官河记载较多，但对其在海塘方面的兴建语焉不详。南宋时朱熹在整修黄岩诸闸时有《修闸奏状》，其中提到“旧有河泾堰闸，以时启闭，方得灌溉”，这其中的堰，可能就包括防海堤塘。较朱熹稍后的台州人彭椿年在其《重修黄岩诸闸记》中，提到“古来为埭二百所，足以荫民田”，这二百埭中，或也包括沿海堤塘；并进一步指出“元祐间，罗公适持节本路，因其埭之大者，建置诸闸”[455]。可见，这些“埭之大者”多位于河口海边，与常丰闸、清混闸等，组成了“筑塘以捍海”“阻咸蓄淡”的堤塘函闸体系。除了常丰闸、清混闸，罗适修建的概闸共有十一处，“今之黄望、石湫、永丰、周洋皆其遗迹也”[456]。
其中的常丰、清浑二闸，是当时比较重要的海塘配套工程。二闸都位于原黄岩县东隅。《清一统志》：“常丰闸，在黄岩县东江河之间，河清江浊。宋元祐中，提刑罗适建清浑二闸，以防河水之泄、潮水之入。随潮大小，以时启闭，为舟楫往来之利。”[457]三闸自北宋元祐年间建成以后，历代多经修缮。“淳熙间，考亭先生朱公及西蜀勾公昌泰相继为常平使者”，先后做了修缮[458]。其中，浙东提举勾昌泰修缮时，曾填平二闸，但在元代大德年间知州韩国宝却恢复了二闸，“舟楫往来，随潮大小，以司启闭”，可见勾昌泰填平二闸之举显然缺乏周全考虑。《宋史》对之有记载：
淳熙十二年，浙东提举勾昌泰言：黄岩县旧有官河，自县前至温岭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十六处，皆以溉田。元有五闸，久废不修。今欲建一闸，约费二万余缗，乞诏两浙运司，于窠名钱内支拨。
明年六月，昌泰复言：黄岩县东地名东浦，绍兴中开凿，置常丰闸，名为决水入江，其实县道欲令舟船取径通过，每船纳钱，以充官费。一日两潮，一潮一淤，才遇旱干，更无灌溉之备。已将此闸筑为平陆，乞戒自今，永不得开凿放入江湖，庶绝后患。[459]
此后不久，“李谦、李大性又重修焉”，“以永丰之闸又复废淤，从而新之”[460]。到了明嘉靖年间，黄岩县筑城，地形改变，二闸也逐渐被废弃：“明嘉靖壬子筑城，跨河而东，设陡门于河口，仅容水之往来，舟楫不通，二闸虽存无所用矣。”
温州海塘主要分布于乐清、瑞安、平阳沿海，早期海塘多建于宋代，后期由于海岸线拓展，先期修建的海塘有些演变成内河塘。如平阳万全塘，在平阳县东北，“自县北至瑞安飞云渡三十五里”，塘内原来为海湾，“世相传为海涨之地”[461]，后沿飞云江筑堤，形成平畴，万历《温州府志》说：“万全乡，负县郭，古为海，后筑塘为田”[462]。海塘原来由夯土筑成，稳定性较差，“旧破河为土塘，岁久颓圮”；后改为土石结合，稍有进步，“宋绍兴中，里人徐几为倡，铺石其上，功未成而□”[463]。但比较频繁的修建大约从南宋时开始：乾道二年“海溢塘坏”，朝廷派员“临视，塘内徙数百步”，“始用刚土杂石子筑之”[464]，但这次工程范围不大，“未大修筑也”[465]。此后，由官员捐资倡议、民间集资，对堤塘做了彻底改造，“淳熙间左司议蔡必胜以石更造，费二十余万缗，因即鸣山保安院为修塘司，出纳有籍”[466]。此次修缮较绍兴年间更进一步，原来是“铺石其上”，此次是“以石更造”，改土筑为石砌了。当时除了左司议蔡必胜等出资“二十余万缗”，还要求塘内税户都来出资出力，“乃约里居税户随其厚薄，分力办事”，还专门成立了修缮、维护堤塘的机构“修塘司”，以保障堤塘的日常维护与不时修建。此次改造修缮基本奠定了万全塘的整体框架。
元明时期，万全塘曾被大规模拆除，嘉靖年间又整体修复。“元初修塘司没入官塘，遂阙陷。大德九年，滕天骥督民修完。”元末时因为战乱，拆塘石而建县城，由此遭到严重破坏。明初因为沿海筑城，海塘石材再度成为被拆对象：“元末县筑城，塘石拆毁”；“洪武八年增筑平阳城，塘石尽毁。”“弘治巳酉（二年）王令博图复阙旧，功未成而去。（弘治）十三年壬戍，何节推鼎修筑完固。”[467]“正德间，大理寺正周敦摄县事，议筑石堤未果。”“嘉靖二年，知县叶逢阳、县丞唐祐砌石为之，高寻有四尺，广倍之而有余，长一万二千余尺。”[468]这次的工程非常彻底，“仿浙江钱塘制”，工程费用、工程材料所费不少，“费巨用宏”。虽然如此，知县叶逢阳、县丞唐祐仍旧以保障质量为前提，“以为不若是，无以善后贻永”，费用不足，则“萃缗于亩”。于是，“规货食，计匠佣，揣遐迩，董事期。萃缗于亩，剜石于山，鸠工于良，责成于水利所及之乡”。堤塘建筑“仿浙江钱塘制”，采用上下错缝砌法，以图牢固：“每地丈法，用长条石九十以为之经，短条石六十为之纬，纵横积叠，上下参错。复以乱石杂土傅其里，以为贴帮。”[469]除了砌作石塘，此次工程还兼顾塘河疏浚，以便雨季时排涝：“又率民馀力，疏通陡门陂浦，以备暴涝。”万全塘的建造，对于濒海平原的形成主要不可小视。以前的海湾滩地，由此逐渐成为粮仓，“向为斥卤者，兹皆为沃壤”，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瑞安的沿海也筑有海塘，年代也不会晚于宋代。弘治《温州府志》记载：
瑞安县沿海圩岸塘，在清泉、崇泰二乡。又自城南越江，自东纡长二十里，至平阳县砂塘斗门，在南社乡。以备沿海飓风秋作、海涛淹没田禾之患，所系甚重，遇有坼塌，必加修筑，以捍障焉。洪武二十七年为为兴利除害事重筑。[470]
宋代兴建的水利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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