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洛阳的陪都地位

隋朝在建立之初便将洛阳设为陪都。隋炀帝在继位时决定迁都洛阳，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营造。它“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以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洛阳城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由于陪都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隋代大运河中重要的位置和功能，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提升。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道：“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此外，帝王对于音乐艺术的偏爱，也促进了这一艺术门类的发展。例如隋炀帝“曾将全国的音乐艺术分为燕乐、清商、西凉、扶南、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九部，并在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把各地的音乐艺人集中到洛阳，在皇宫端门外八里长的大街上搭台演出，供官员百姓欣赏”。又如唐代，也是重视音乐文化并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一个朝代。“唐代主管音乐的机构是教坊，有朝廷直接派人管理……唐玄宗时，教坊有五处，三处在长安，两处在洛阳。”“唐代的‘梨园’有三个，两个在长安，一个在洛阳（称‘梨园新院’）……洛阳梨园主要演奏一般俗乐，有1500人。”而唐代宜阳韩城散乐雕砖，以及周边地区的东汉郑州盘鼓舞画像镜、荥阳河王陶楼乐舞壁画、汉灵宝张湾5号墓陶楼乐舞俑、东汉新密打虎亭汉墓胡旋舞画像石等大批洛阳及其周边的出土文物，则是对这一区域乐舞发达程度的最好佐证。历史文献中关于隋炀帝“天津桥盛陈百戏”、李隆基“大酺于五凤楼下”的渲染铺陈，和对于平乐观、百戏堂、众艺台等奢华演艺场所浓墨重彩的描绘，均体现了中州文人对乐、舞、歌、优的关注与青睐，并产生了以杜甫的《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白居易的《胡旋女》、刘禹锡的《观柘枝舞》、李贺的《公莫舞歌》、王建的《霓裳辞》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坛佳作，为后人在脑海中构建这里的音乐盛况留下了肆意驰骋的想象空间。(www.xing528.com)

唐代宜阳韩城散乐雕砖

就是到了北宋，洛阳被改称为西京之时，由于这里“多衣冠旧族”，乐舞活动依然此起彼伏。而相隔不远的东京汴梁城中极受追捧的杂剧表演也必然不会被这里的上层人士所怠慢。宋代以来，出土文物中的杰出代表偃师酒流沟散乐杂剧雕砖、禹县白沙宋墓散乐杂剧雕砖、温县西关宋墓散乐杂剧雕砖和金代的洛宁介村散乐杂剧雕砖与修武大位金墓散乐杂剧雕砖等不断地向世人昭示戏曲在这片区域及其周边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