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及其珍贵文献资源

帛书是指书写在缣帛上的书籍。缣帛是丝织品，包括帛、素、缯、缣等，所以帛书有时又称素书或缣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的国家，相传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黄帝的元妃嫘祖就开始养蚕了。在甲骨文中已发现丝、蚕、桑、帛等字，证明中华民族掌握养蚕和丝绸织造技术不晚于商代中期。丝织物最初是用作衣料的，何时成为书写材料目前尚难说清。根据先秦文献中屡次出现关于在缣帛上写字的记载，推断帛书出现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应该是准确的。一般认为，帛书的出现稍晚于竹书，而战国时期已有与竹简并驾齐驱之势。《墨子·明鬼》指出：“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著于竹帛谓之书。”《韩非子》中也有“先王寄理于竹帛”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由于缣帛较易损坏，流传数量相对又少，故古代帛书的实物遗存极为罕见。关于帛书的形制，过去主要是根据古代有限的文字记载推定。帛书藏于墓穴极易腐烂，所以现代考古发现的帛书很少，而简牍出土的数量却相当多。20世纪最著名的帛书出土地是湖南长沙。1942年9月，长沙东郊子弹库战国楚墓曾出土一件驰名中外的帛书，上面不仅有墨书的小楷，还有彩色绘出的各种神怪图像，可惜这件文物后来流失到国外。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又出土了一批古代帛书，共有20多种，12万多字。这批帛书中有些典籍失传了一两千年，其中与《老子》相关的文献保存最多，包括《老子》甲本、乙本以及《老子》甲本卷后无篇名的四篇佚书，《老子》乙本卷前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种文献。这些文献过去都没有传本。另外还有一些占星、相马、医经方面的古书以及地图、导引图、帛画等珍贵的图书。这批帛书的出土，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军事、语言、医学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异常难得的文献资料。比如帛书本《老子》与传世的今本《老子》在文字篇次上有较大的出入，今本《老子》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帛书本正好相反。不少学者利用帛书本对传世文献做了很有意义的校勘和比较工作。

缣帛质地轻薄，书写时可以根据文字内容的长短随意裁剪，舒卷方便，在携带、阅读和保藏各方面都十分理想，作为书写材料，缣帛的这些优点都是简牍所不具备的。缣帛除了书写文字外，还有一大功能，即用来绘画，这是竹木材料难以胜任的，所以到东汉时，帛书得以盛行。据史籍记载，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胁迫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时，他的部下竟视国家图书馆和宫廷藏书如敝屣，架起简策当柴烧，扯开帛书充布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帛书的流行。

缣帛这种载体形式除了有不易长久保存的弱点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价格相对昂贵，社会生产量又较低，一般人无力购买，难以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通的书写材料。在帛书流行的近千年间，它始终只是王室朝廷、达官显贵的文房用品。崔瑗在写给葛元甫的信上说：“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西汉末年，刘向校勘整理群书，“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学者们通常也不轻易使用，往往是先在竹简上打草稿进行修改，然后再写在丝织品上。这就是缣帛虽然具有诸多优点，但终究不能取代简牍而成为文献载体主流的根本原因。东汉以后纸张逐步普及，既有简帛的优点，又比缣帛便宜，因此就逐步取代了缣帛和竹木，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形式。(www.xing528.com)

但纸张出现后，缣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三国时，曹丕把创作的《典论》和诗赋，用白绢写一份送给孙权，同时用纸另抄一份送给张昭。可见在东汉三国时期，纸发明已有三四百年并且逐渐成为常用的书写材料了，而帛书仍在流行。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了。

简策与帛书，分别指载体为竹木和丝质的文献。它们是春秋以迄秦汉三国时期的主要文献形态，在书写、序次、编连等诸方面已经具备后世纸质文献的基本要素，在前后长达千余年的历史时期中，充分发挥了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文献形态发展的历史来看，简牍曾是春秋以来千余年中广泛使用的主要文献载体。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类著作日益增多，其自身体态笨重、字容量少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才有帛书的问世，以相辅相成。缣帛由于量少价贵的原因难以推广，但它作为书写材料的种种优点，启发人们着意追求开发新的书写材料：既具有帛的优点，又汰去帛的缺点。古代劳动人民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一种全新的书写材料——纸终于诞生了。纸的发明开创了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新纪元，文献载体迎来了纸的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