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号构件组合的参构能力与汉字演变

这种构形模式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记号构件组成。

只有一个记号构件组成的汉字主要来自古文字阶段的象形文字，如日、月、山、水、木、心、子、女、刀、户、舟等。由于隶定楷变以后，线条固定成笔画，使这些象形文字失去了象形的意味，看不出所象之物，也看不出读音。但这些记号字经过溯源很容易联想到它所象的东西，获得音义。如“日”指太阳，太阳是圆的，而楷书阶段的“日”变成了长方框，使人很难与太阳联系起来。但如果恢复到古文字阶段的“日”，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太阳的形态。这些记号字往往是日常生活中最为习见的事物，可以作为标音、标义构件与其他构件一起去合成整字，具有很强的参构能力。如“日”作标义构件可以构成晨、旦、昏、时、早等汉字，“日”作标音构件可以构成替、耆等字，在魏晋南北朝简牍用字中“日”作为构件构成的汉字共有30个。

一些在魏晋南北朝阶段字形经过明显的简化，已经无法拆分的汉字也归入独体记号字。如门、书、长、东、关等。

一些用于干支记法的汉字及一些古代的假借字也无法拆分出具有标音、标义作用的构件，将它们的形体溯源后也找不到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也将这些字也归入记号字。如甲、乙、丙、丁、而、我、尓、不、才、凡等。

还有一些记号字是来源于小篆阶段的形声字、会意字，这些整字中的构件或由于意义、读音发生改变，或由于隶定楷变之后构件形态之间发生黏合不能拆分，在整字中不再能标示意义、读音，而变成了记号构件。

兼：小篆字形作。《说文·秝部》：“并也。从又持秝。”是手拿二禾的形体，取合并之义，在小篆阶段是一个会意字。隶定楷变之后，二禾的形体已经不能分离出来，“兼”变成了一个不能拆分出有理据构件的汉字，成为了一个记号字。

更：小篆字形作。《说文·攴部》：“改也。从攴丙声。”在小篆阶段是一个形声字。进入隶楷文字阶段以后，标义构件“攴”与标音构件“丙”发生变形、黏合，两个构件交叉在一起，无法进行拆分。“更”变成了一个记号字。

在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系统中，共有记号字287个，约占总字数的19.2%。

通过以上对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系统构形模式的分析及数量的统计，可以看出隶楷阶段文字的构形特点。

（一）义音组合仍是最主要的构形方式，占有绝对优势。虽然所占比重较小篆阶段文字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随着汉字的发展，构件及整字的义、音都发生了改变，并不是在隶楷阶段要故意摒弃义音组合方式。随着隶楷文字的继续发展，标音构件与标义构件的应需变化，与新造字的大量产生，到了宋代楷书成熟阶段，义音合成字又占到了81.12%[8]。

义音合成字既能显示意义信息，又能显示语音信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完全适合汉语的特点。它利用标义构件和标音构件相互配合，分工合作，互为区别，互相限定，具有很大的区别性；它利用有限的构件和有限的构造模式，可以组合出无限的字形，具有很高的能产性；它的标义构件和标音构件使汉字的类聚成为可能，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正因为如此，这种义音合成字成了汉字发展的主要方向。[9]

（二）在五种构形模式中，标义构件是最活跃的构形成分，有标义构件参加构形的汉字约占到总数的78.6%，表意属性是隶楷文字的本质特性，隶楷文字是表意系统文字。(www.xing528.com)

许慎概括总结出了小篆阶段的四种造字模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这四种造字模式中，全部都有标形、标义构件的参与。在魏晋南北朝隶楷文字阶段归纳出的五种构形模式中，标义构件参与了其中的三种模式——义音组合、标义构件组合和标义构件与记号构件的组合。在绝大多数汉字中都能找到标示字义的构件，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仍是表意系统文字。

[1]王凤阳，《汉字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36-247页

[2]韩伟，《汉字构件及其功能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8期

[3]王宁，《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构件拆分》，《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

[4]臧克和，《谈结构》，《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1期

[5]臧克和，《字符·结构》，《中国文字研究》第四辑，2003年

[6]数据来自郭瑞，《魏晋南北朝石刻楷字的传承与变异》，华东师范大学2008届博士学位论文

[7]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8]数据来自王立军，《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9]王立军，《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