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对制造业者的定义问题及其理由的错误揭示——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

第十七章

·Chapter Seventeen·

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问题——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制造业者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他们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不正确的——工匠和制造业者就个人而言完全是生产性的，尽管对国家而言不然——普赖斯的两卷本《观察》中一段值得注意的话——普赖斯博士把美国的幸福状态和人口快速增加主要归因于其独特的文明状态是错误的——闭眼无视社会改良道路上的困难丝毫无益。

这里似乎会出现一个问题：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否能成为对一国财富的恰当定义。换句话说，土地的总产量，可能不是一国财富更精确的定义（法国经济学家的做法）。的确，财富的每一次增加，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定义，是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因而总是有助于改善贫穷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尽管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财富的增加绝非必然有上述作用，然而，并不能由这种思考就推导说，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是不正确的。把全体民众的衣物和住房排除在其收入之外，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与一国的食物相比较，许多东西都可能是微不足道，没什么价值的，可是它们仍应被视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我不赞同亚当·斯密博士的唯一一点是，他似乎把社会收入或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看做是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因而认为它们总是有助于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的。

富裕国家生产的精制丝绸和棉布、花边以及其他装饰性奢侈品，可以极大地帮助增加其年产品的可交换价值，但对于社会的幸福总量的增加，却贡献甚微。在我看来，我们在判断不同种类的劳动是否为生产性劳动时，应该着眼于其产品的实际效用。法国经济学家认为一切用于制造业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若将它与用于土地上的劳动相比较，我将完全赞同他们的说法，但与他们给出的理由不完全一样。他们说，用于土地上的劳动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其产品在向劳动者和农场主支付全部报酬之外，还能向土地主提供纯地租。而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之所以是非生产性的，是因为它仅仅能补偿工人消费的食物和雇主投入的资本，却未提供任何纯租金。但假设刺绣花边的价值是这样的，除了以最完整的方式支付工人和雇主的报酬之外，还能向第三者提供一个纯租金，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劳动与用于土地上的劳动相比仍旧是非生产性的。尽管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推理，在这种情况下，被雇用来生产花边的人似乎是生产性的劳动者，然而根据他们关于一国财富的定义，不应该把这种劳动者看做是生产性的。他对土地的总产量不会添加一分一毫：他消费这总产量的一部分，留下了一点花边作为回报，尽管他出售这点花边获取的食物三倍于他制作花边时所消耗的食物，因而就他本身而言，一个是极具生产性的劳动者，然而却不能认为他通过自己的劳动而对国家的财富有任何实质性的增加。因此，某一产品在支付了制造费用之后所能提供的纯租金，似乎并不是可以据此判断某一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一国来说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唯一的标准。

假设有二十万人，他们原先被雇用来生产仅仅有助于满足少数富人的虚荣心的制造品，现在改为雇用他们去开垦不毛的荒地，仅能生产他们自己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那么，即便如此，与以前相比，他们对国家来说仍是更具生产性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劳动，非但绝不能向第三者提供租金，所生产出来的食物只够补偿所消耗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了国家一定量的食物，而生产出了一些丝绸和花边。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了同样多的食物，只生产出了可养活十万人的食物。那么，生产出的这两种产品哪一种会对国家真正最有利，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我认为，用财富供养二十万人生产丝绸和花边，不如用来供养他们生产额外数量的食物更为有用。

用于土地上的资本对于使用该资本的个人来说可能是非生产性的，而对社会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相反，用于贸易的资本对个人来说可能是高度生产性的，而对社会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我之所以把相对于农业劳动的制造业劳动称为非生产性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法国经济学家给出的那个原因。事实上，看到工商业创造的巨大财富以及如此之多的商人生活得如此富裕，还要同意这些经济学家关于制造业者只有通过节衣缩食才能致富的说法，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许多行业，利润非常之大，大到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纯租金。但由于在这种情形中根本没有第三者，由于所有的利润都集中在大制造商或商人手中，他们似乎用不着节衣缩食就有充足的发财致富机会，我们因此而看到工商业中并非以节俭著称的人发了大财。

日常经验证明，用于工商业的劳动对个人来说是有资格被称为生产性的，但对国家来说其生产性的程度就不一样了。一国食物的每一次增加往往使整个社会直接受益，但工商业中创造的财富却仅仅以间接的、不确定的方式达成此目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有相反的倾向。 目前，国内消费品贸易是每一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却没有对外贸易。因此，若暂时撇开对外贸易不谈，那么对国家来说，通过制造精巧的制造品而能从原有的食物存量中获得双份食物的人，肯定不如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原有食物存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有用。丝绸、花边、小装饰品和昂贵家居等消费性商品，无疑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但它们只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社会整体的收入。因而就不能认为一国收入中这个部分的增加具有与食物增加同样的重要性，而食物的增加才是对广大普通百姓最为重要的。

根据亚当·斯密的定义（但不是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定义），对外贸易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对外贸易的主要用处以及它在总体上受到如此高度重视的原因，大概是它能够极大增加一国的对外力量，以及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劳动的支配权。但若细加考察便可发现，它对国内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几乎没什么贡献，因而对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幸福几乎毫无帮助。在一国财富增长的自然进程中，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在顺序上应在土地得到高度的耕作之后。在欧洲，事物发展的这个自然顺序颠倒了，土地的耕作仰仗于制造业资本的过剩，而不是反过来，制造业兴起于农业资本的过剩。对城镇工业的格外鼓励，以及因而支付给工匠的劳动比农业劳动能获得更高的报酬，这些大概是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土地未被耕种的原因。假如整个欧洲采取的是另一种政策的话，欧洲的人口无疑会比现在多得多，而又不会受人口过多的拖累。(https://www.xing528.com)

人口增长会带来困难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值得作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而这些远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但在放弃这一问题之前，我不能不提及普赖斯博士《观察》的两卷本中一个离奇的段落。在给出若干关于城镇和乡村中人寿概率的表格之后，他说道：

根据这个比较可以看出，大城市被称为人类的墓地是多么符合实情。这也必然使所有研究该问题的人深信，根据上一卷第四篇文章结尾的评论，把我们的种种疾病看做是大自然的本来意图严格说来是绝不合适的。毫无疑问，各种疾病总体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假如有一个国家，其居民过着完全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则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不得尽享天年，痛苦和疾病也不会为人所知，死亡仅仅是逐渐的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就像睡眠那样会自然降临在他们身上。

我承认，我根据普赖斯博士的两卷本著作中列出的事实，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已意识到人口和食物是以不同比率增长的，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见解一直在我的脑海萦绕：只有通过某种苦难和罪恶才能使这两者保持平衡。但在仔细研读了普赖斯博士《观察》的两卷本之后，我便立即对上述见解深信不疑了。他为了证明人口若未受抑制将迅速增加而列出了大量事实，甚至为了阐明一般的自然法则会抑制过剩人口而举出了种种证据。但有了这些事实和证据，他竟然还能写下了我刚才引用的那个段落，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是早婚的大力倡导者，认为这是防止道德败坏的最佳方式。与葛德文先生不同，普赖斯博士对两性间情欲将会消失根本不抱幻想，他也从不曾想过用孔多塞先生所暗示的方法逃避那个困难。他经常谈到要给予大自然的增殖力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想法，他竟然能够漏掉一个明显和必然的推论，即不受抑制的人口会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快速增加，以至于即使人类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无法生产出足以养活人类的食物。这在我看来，就好像他拒绝承认欧几里得再明白不过的命题结论那样令人吃惊。

在谈及文明的不同阶段时，普赖斯博士说，“文明的初始或质朴阶段，是最有利于人口增加和人类幸福的阶段”。接下来，他列举实例，认为美洲各殖民地便处于他所描述的那种初始的、最幸福的状态，认为它们在不同的文明状态对人口的影响方面提供了一个十分明显的证明。但他似乎并未认识到，美国人的幸福与其说取决于其特有的文明程度，远不如说取决于作为新殖民地其特有的状况，也就是说，取决于其拥有极为充裕的未耕作的肥沃土地。普赖斯也许已经发现，在挪威、丹麦、瑞典或英国的某些地区，三四百年以前可能处在与美国差不多相同的文明程度，但幸福程度和人口增长速度却绝不相同。他引用了亨利八世的一道法令，抱怨耕地荒芜、食物价格上涨，“不计其数的人因此而无力养家糊口”。毫无疑问，美国广泛的、高度的公民自由程度，对于各州工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或人口的增长，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但即便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公民自由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新的土地。或许，现在是独立民族的美国人，可以说享受着比英国统治时更大的公民自由程度，但我们可以有十足的把握说，其人口将再不能像以前一样，继续长期增长下去。

一个细心观察过二十年前美国下层民众的幸福状态的人， 自然会希望他们永远处于那一状态，且多半会认为，通过阻止制造品和奢侈品的引入，他就可能达此目的，但是，这就好像从不让女人暴露在太阳或风雨之中便可使之永葆青春那样不合理。这些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其状况就宛如人的青春盛期，任何努力都不能使其长驻。固然，不论是动物躯体还是政治机构，都有多种处理方法来帮助加速或延缓衰老的降临，但是，用任何一种人类能够发明出来的方法来使它们永葆青春，是绝无可能有成功机会的。或许可以说，由于鼓励工业多过农业，欧洲已使自己未老先衰。若在这方面采用不同的政策，就会给每个国家注入新的生气和活力。虽然由于长子继承法和其他欧洲习俗，土地具有垄断价格，但是，用于土地的投资绝不可能给个人带来很大的好处，因而土地要得到适当的耕种是不可能的。而且，尽管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必然存在着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但永久性的利益始终是财产的较平等分配所带来的。有产者的人数越多，劳动者的人数就必然越少，处于拥有财产的幸福状态的社会成员就会越多，处于只拥有劳动而别无其他财产的不幸状态的社会成员就会越少。但是，人类的种种努力，哪怕方向再正确，虽可减轻却绝不能消除匮乏的压力。任何细心观察地球上人类的真正处境和一般自然法则的人，都很难认为任何努力，哪怕最为开明，都能够使人类处于“罕有人不得尽享天年。痛苦和疾病也不会为人所知，死亡仅仅是逐渐的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就像睡眠那样降临在他们身上”那样的一种状态。

毫无疑问，一想到在大规模改良社会的道路上，其巨大的障碍是我们绝不可能有望克服的，这是多么令人沮丧啊。人口的增加总是倾向于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这是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一般法则之一，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指望改变它。不过，尽管想到这种困难必然会使那些作出值得赞叹的努力来完善人类的人感到气馁，但很显然，尽力去掩饰它或置之不理，是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的。相反，因现实今人不快而不敢正视现实的懦弱行为，预计会带来最具破坏性的灾害。尽管有这一巨大的障碍，为激励我们作出最卓绝和不懈的努力，仍有大量的工作有待人类去完成，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将来必然遇到的困难的性质、范围和大小缺乏全面和准确的了解便贸然前行，或者如果我们不明智地把自己的努力指向一个我们无望成功实现的目标，那么，我们不仅将在徒劳无功的努力中耗尽我们的力气，将仍像以往一样离我们希望到达的山顶遥不可及，而且还会被滚下的西昔孚斯^[1]之石永久地粉碎。

【注释】

[1]西昔孚斯：古希腊国王，因作恶多端，死后坠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推上又滚下，永远如此，劳苦无已。——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