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30年，越轨性行为受到非常严厉的道德上的约束和政治上的打压，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其时，政治全面介入社会各个领域，包括人们的个人生活。“文革”时倡议“狠斗私字一闪念”，其中包括了对性的“邪念”的狠斗。发生婚外性行为的当事双方，惩罚之一可能是与其他“坏人”一起被戴高帽游街，甚至可能被关押。结婚和离婚都被认为是非常严肃并受到外界强力干预的事，重要单位职员结婚，单位要派人去申请结婚者的对方单位或居住地进行政治审查；去民政局离婚者，须先行去各自单位递交离婚申请或开具有关证明。不要说婚外性行为，就是诸如尖头皮鞋、紧身裤、女子烫发、男子留长发之类的衣着打扮也受到约束。一些违当时之规的性行为，被作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而抬升到政治的高度。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中国妇女》、《中国青年》等杂志还是刊登了一些有关青少年性健康和妇女避孕等问题的文章。“文革”中，“小说、诗歌或戏剧内容中只要有任何关于性的暗示，就会在市场上消失，作者也会受到惩罚。”很多人的性知识是从手抄本上获取的。[20]高考恢复后的几年，尽管高校学生中已经有人结婚生子，但学校依然规定学生不得“谈”恋爱。初版于1956年的《性的知识》，1980年新版后的几个月内重印4次，印数高达230万册。现在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在当时确实发生：组织“家庭舞会”者，可能受到“聚众淫乱罪”的指控，并被处以极刑。卖淫是不可思议的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排斥，虐恋更是闻所未闻，任何与婚姻无关的性行为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并可能收获行政处罚的结果。
既然性如此地依附于政治，当政治迅猛转向宽松的时候，性率先恢复了它活泼的本性。在此后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性的开放程度领先于其他领域，舞厅遍及城乡，奇装异服无人关注，中外通婚稀松平常，色情影视涌入大街小巷，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看一下如此“绝妙”的广告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某药物——谁用谁知道；某女用保健品——女人肾好，老公跑不了；某女用低胸裙子——再低就不可能了；某方便面——泡的就是你；某房产——你有“二房”吗……中国在这场所谓的性解放活动中，以自我和快乐为轴心，背后起杠杆作用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及性观念的更新。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一夜情、婚外恋、色情业、同居、避孕、堕胎……”之类的话题无时无刻不包围着国人。对此，李银河认为，“中国人的性行为越来越像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强调性是自己的权利。这一时期性观念的变化是颠覆性的，几乎所有传统的性观念都受到质疑，维持传统性行为的社会道德被严重侵蚀，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衡量婚姻质量的标准不再是有无子女，而是有无快乐。[21]女性对于失身、处女膜不如以前那般注重，男性对于婚外的寻欢作乐弱化了自我与他者的道德约束。发生性关系，不再是婚内的专利，甚至不再是计划成婚者们的专利。进入21世纪，在现状并未得到改观的同时，却呈现了恶化的趋势：成人离婚和少女堕胎者数量上升；被传统视为惊世骇俗的“换妻”游戏引起社会的关注；站街卖淫行为首次明确列为法律处罚的对象；卖淫现象无处不在并发展为跨境卖淫；享受男色成为时尚；港台等境外人员和境内官员包“二奶”已经不再是新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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