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中国的性约束弱化从一开始就遭遇了生不逢时和缺乏游戏规则的生态环境。李银河在2006年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的性状态正处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就是处于性革命的前夜。酝酿中的中国性革命有三个明显的迹象：一是同性恋酒吧在各大城市出现，二是婚前性行为比例从15%飙升至60%—70%，三是婚姻之外的各种形式的性活动大量增加。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性约束弱化的起始时间恰与艾滋病的流行时间同步，“这个夺人性命的不治之症”给中国的性约束弱化罩上了一层阴影。也就是说，生不逢时的中国性约束弱化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当然性革命并非导致这一后果的唯一原因。在输血得到更为严格的管理后，由性导致的艾滋病却在不断上升。考虑到性市场的庞大及缺乏管理而引起的混乱，艾滋病将呈现更多“性”的面孔。[22]
中国性约束弱化另一个生不逢时，是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对于性革命而言，互联网意味着充满了性的派对和性的狂欢，使得革命的周期得以延时。互联网快捷、简便、跨界和匿名的特性，将两性的性交往演绎到了极致，传统性约束所管制与排斥的卖淫、婚外性行为、同性恋、虐恋等数量剧增，且难以发现，而网络性爱等更使传统的性约束陷入新的困境。(www.xing528.com)
缺乏游戏规则的中国性约束弱化，经常处于无序的混乱中，这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尚未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变动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但更主要的是，缺乏制度上的应对和个体对自我及他人的责任感。同性恋和商业性性行为一直处于自流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后者，习惯性地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造就了当今性市场的暗流汹涌。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西方性革命所追求的性压抑和性禁忌的终止，而是不择手段的金钱追求和粗俗性文化的流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缺乏内心信仰和责任感的状态下，导致了性交往中暴力和欺诈的盛行以及离婚率的持续攀升，缺少对他者的尊重和自我的约束。同样经历了三十多年，中国性约束弱化至今尚未见到性的回归，这恐怕是中国性约束弱化并未出现西方性革命中女权主义所追求的性平等话语权。“中国人没有把性自由作为个性解放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行为上广泛的模仿。”[23]现在看，这种模仿大多衍生出了商业性质的肥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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