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夫科夫生于保加利亚西部巴尔干山北麓的普拉维茨村，该村现已变为一座小城。这里的湖光山色绮丽如画，凡到过此地的中国游客无不发出感叹：“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由于神父当年只记下他的施洗日期而忘记登记他的出生日期，因此，全家人曾为他的出生日期发生争执，他只好自己把生日定在1911年9月7日。
对于昔日保加利亚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稍稍长大，极目四望，满眼都是凄凉的景象。日夫科夫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父母很穷。经历过善与恶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此有同感：贫穷并非天生的缺陷，但对于每一个同贫穷抗争的人来说，贫穷却是深重的灾难。几百万保加利亚人过去都遭受过贫穷，后来，他们坚信能够永远抛弃贫穷，以求到达现今的时代。”
日夫科夫早年到首都索非亚谋生，20世纪20年代末参加了共青团，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7年担任索非亚区委书记。1938年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中学毕业证书，并进入索非亚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在一次警察冲进大学搜捕进步学生时，他夺门而出，纵身跳上正在行驶的电车，甩开了追来的警察。
“二战”期间的1942年，保共成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日夫科夫在索非亚建立了十多个祖国阵线委员会，大力宣传该组织的主张。1943年春，保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组为人民解放起义军总司令部，索非亚州委组建了第一起义区总指挥部，日夫科夫参加了指挥部的工作。同年10月，他被州委派往在巴尔干山区活动的“恰夫达尔”游击队，担任党的代表和联络员。此后，他频繁穿梭于索非亚和游击队营地之间。经过这年寒冬的严峻考验和1944年春季的胜利出击，“恰夫达尔”游击队声名大震。1944年4月，“恰夫达尔”扩大为游击大队，日夫科夫化名“扬科”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5-7月，游击队突破政府军的包围和袭击，转入进攻。苏军南下巴尔干半岛时，保加利亚君主政权风雨飘摇。8月底，人民解放起义军总司令部和祖国阵线号召人民对反动政权发起总攻。
1944年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保加利亚全国城乡居民和游击队积极行动起来，罢工、集会此起彼伏。9月8日，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国境。在9日凌晨攻占政府军事部的行动中，日夫科夫负责指挥从外部攻占大楼的突击队。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执政后，日夫科夫负责领导索非亚人民警察局的工作，当时警察局的直接任务是消除法西斯残余分子，巩固人民政权。同年年底，日夫科夫当选为保加利亚工人党（共）索非亚地区第一书记。在1945年2月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上，日夫科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日夫科夫一步步登上保加利亚权力高峰的过程中，苏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夫科夫坦言，他主张同苏联合作，有他“感情的和个人方面的因素”。他是被赫鲁晓夫一手扶植起来的。(www.xing528.com)
1944年革命成功后，保加利亚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特别是在人事安排方面，都同苏联政坛的变化密切相关。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开始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保共也起而效尤，批评最高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在党内大搞个人迷信。在1954年1月举行的保共中央全会上，契尔文科夫提出他不再兼任保共中央总书记。全会决定由索非亚市委第一书记日夫科夫主持书记处的工作。3月，日夫科夫在保共六大上当选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5年年初，赫鲁晓夫到保加利亚度假并进行私人访问，由日夫科夫陪同，两人之间从此建立了良好关系。1956年3月底，日夫科夫应赫鲁晓夫的邀请率团前往苏联，向赫鲁晓夫等汇报了保共党内情况，获得了在保共内部继续批判个人迷信的默许，于是在这年4月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保共中央全会。全会制定的“四月路线”，初步确立了日夫科夫的地位。1962年的保共八大把契尔文科夫开除出党，同时把于哥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日夫科夫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宣布：“到此已经完成了组织上的改造。”是年11月27日，日夫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从而集党政大权于一身。
然而，日夫科夫又是一个沉稳的实用主义者。他在回忆录中称苏共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是一具“政治僵尸”，而被他忽悠的勃列日涅夫则曾兴高采烈地宣称：“若要问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我们就可以回答，请看保苏关系。”
日夫科夫在1956年上台初期曾经表示，学习苏联“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抄袭苏联的经验，机械地把它搬过来在我国运用。……还应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经验中宝贵的东西”。但他很快就领悟到了此路不通，于是改弦更张，为了本国复杂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永恒友谊”和“全面接近”。
日夫科夫给人的印象是：他一味高喊和利用同苏联的盟友关系，而在许多有分歧的具体问题上，习惯于不动声色地自行其是。日夫科夫并不讳言：“我们没有发生类似1968年‘布拉格之春’、1956年的匈牙利和70-80年代的波兰所发生的这类事件。这不是因为我扼杀了人们的激情，而是因为我正视现实，为了保加利亚，一切从现实出发。”“（20世纪）60-70年代，任何这类冒险行为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在80年代，注定要以半途而废告终。……实际上，只要那种体制存在，变革充其量只能是局部的、修修补补的。”日夫科夫还反复说明“一个头等重要的事实”——“保加利亚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很有限的国家”，“在对外政策领域，哪怕是想采取一点点独立的步骤，都是天方夜谭”。[1]
日夫科夫如是说、如是做，不仅使本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保障，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许多实惠。直到现在，保加利亚各党各派都一致肯定，在该国近现代史上，日夫科夫当政的30多年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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