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战争财政压力及其影响

采用财政来解释荷兰参与的战争，这一观点带来了与其主要对手的财政资源比较的问题。西班牙充分利用了欧洲债务工具，并能够使用新世界数额不低的商业财富。西班牙政府，或者更为严格来讲，其核心省份的政府——卡斯蒂利亚并没有遵从欧洲中世纪宪政主义模式。反对摩尔人几个世纪的战争让王室套上了政治印记，即王室拥有强大（如果不能说全面的话）的独立于议会的征税权、控制立法，以及遍布卡斯蒂利亚的强大的地方政府机构。向南部扩张让王室获取可以从服役贵族那里得到可观税入基础和俸禄的土地。这个国家不断地扩张，并将有条件的采邑强加于服役骑士，这更让人想起俄国及其役田制度，而非契约性的西方封建制度，这是早期君主政权的关键，也是宪政主义的弱点^[48]。

卡斯蒂利亚议会没有立法权，它们很少召开，即便召开也是在君主的命令之下^[49]。其仅有的实质性权力在于谈判新税。这种尝试让议会多半处于强大君主的威胁之下，或者君主通过提供头衔或职位贿赂，让其同意无论如何都会最终蒙骗过关的新税收^[50]。卡斯蒂利亚的独立税收和新世界的财富赋予了王室在发动战争和其他国家事务中极高的地位。这些资源也成为威胁与贿赂议会，让其在更多额外的税收上让步的砝码^[51]。不过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威并没有扩展到卡斯蒂利亚之外。在阿拉贡（Aragon）、瓦伦西亚（Valencia）以及加泰罗尼亚，地方权力与特权未受到任何损伤^[52]。只要能够动用在卡斯蒂利亚、美洲以及其他海外领地大量的资源来应付财政，在国王看来，就没有必要对剩下的半岛进行卡斯蒂利亚化了。

西班牙的财政问题带来了引发荷兰革命的压力，而后者反过来又只会加重这些问题。1570—1573年，低地国家的收入从880万弗罗林直线下降到180万；在同一时期，其从卡斯蒂利亚汲取的资源超过了四倍。但是西班牙军队与革命军进行奋战——这仅仅是西班牙的一个战场——其花费比从卡斯蒂利亚和西印度汲取的税收合起来还要多^[53]。其结果便是破产，以及当时无法正常供养的军队不可避免的结果——兵变。1573—1607年，佛兰德军队中有超过40次叛乱，这对战争过程的影响是极大的。西班牙叛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迅速导致荷兰的前进，西班牙的一切努力均付诸东流。叛军们没有用他们驻守的城镇来交换荷兰的金钱，也没有通过抢劫周边的城镇来解决费用问题。1574年的“西班牙愤怒”之中，军队让其士兵劫掠当时仍旧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安特卫普，以解决酬金的问题。解决短期支付问题的代价是隔绝一部分令人爱恨交加、有时甚至令人同情的人口，并剥夺西班牙重要的借款来源，因为资本会流入到更为友好的北部省份，在那里，士兵们可以得到更好的酬金、也更自律。财政上的崩溃以及军事上的叛变，意味着西班牙不能再继续进行战争。一份关于国家财政的报告悲叹道：“由于缺乏奇迹，整个军事机器迅速遭到破坏，很可能我都没有时间告诉你这一点。”^[54]财政上的一团糟使得西班牙无计可施，只能于1609年同意停战^[55]。

发生在三十年战争后半段时期的第二次财政危机不仅对军事行动，而且对于西班牙的世界强国地位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瑞典军队退出了天主教军队，后者几乎已经要建立统一的帝国，西班牙用于在德国的军队的补助必须增加。从美洲营运金条获得的收入自1600年达到顶峰后，便开始下降。整个珍宝舰队都被荷兰俘获，私掠船袭击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船只。在诺德林根战胜瑞典人带来的欢喜很快就消失殆尽，因为很显然，与法国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56]。卡斯蒂利亚资源早已耗尽，人口下降以及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不断减少的美洲收入在后来的几年里都被抵押给食利人，而使货币贬值的尝试只会应验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57]。这是该让西班牙的其他省份，尤其是加泰罗尼亚，也贡献应有份额的时候了，而这一举动无疑会带来宪政冲突：“马德里的大臣们现在确信，严格地遵守加泰罗尼亚宪政的每一个细节与西班牙君主的安全不相容。”^[58]征兵制度、新税收以及对难以控制的军队进行四分法，加重了社会张力，进而爆发革命。这是很明显的：“西班牙手中还有另一个荷兰”^[59]。(www.xing528.com)

加泰罗尼亚起义（1640—1652）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在于法国军队的帮助，以及半岛西班牙军队的逆行性。最好的军队已经被部署到意大利、德国以及低地国家。伊比利亚必须到处搜罗人力，而结果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尽理想：“招募的新兵被逼服役于类似封建时期的领主，未经训练、毫无经验，还受外行指挥，极为不幸。”^[60]这种令人绝望的征兵的重要性不仅仅限于革命期间。由于西班牙宗主国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入侵巴西无能为力，葡萄牙的征兵制度引发了动荡，并迅速发展成对西班牙的愤怒情绪。葡萄牙的商人现在与布拉班萨公爵（the Duke of Brabanza）领导的民族主义事业共进退，并打开了反对西班牙的另一战场。28年的战争之后，西班牙于1668年承认葡萄牙独立^[61]。在意大利的西班牙控制的土地上也发生了起义。其他类似的情况不断出现：两个、三个、很多个荷兰。

西班牙的地区自治，其结果是17世纪中期的叛乱，并对西班牙大国衰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本研究涉及的其他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中并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法国当然也存在地区性的紧张局势，但是投石党运动（1648—1653）的结果有利于专制权力，而且直到大革命之前这个问题也没有再次出现。地区主义的解释可能也可以很好地说明：西班牙君主在美洲的收入尽管不断变化，但数量可观。要从卡斯蒂利亚、新世界以及其他地区获得足够收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沉睡的省级议会和宪法摆在一边——这表面上是合理的政策，却为三十年战争的最后十年所产生关键性事件带来了不稳定的状态。如果王室更早些行动，并果断地对阵省级议会，即当西班牙方阵还没有派往国外时，西班牙财政和参与战争的能力必然会更加可靠，很有可能整个国家会幸免于那些标志着历史进程的地区冲突。从这个角度而言，很有必要牢记，正如“被平定”的苏格兰高地和很多其他被征服的沉默的人们证实的那样，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精心策划的情绪与残酷的镇压同等重要。

西班牙的资源，至少那些可以分配给佛兰德军队的资源，无法与尼德兰的资源相比拟。三十年战争与金银收入的下降以及卡斯蒂利亚经济的衰退相一致。当太多的国家军事力量被部署在半岛周边、新的财政技术与地方宪政相冲突，起义爆发并完全破坏了西班牙财政以及发动战争的能力。1648年战争快结束时，每年从美洲获得的金银收入已经只有一半。由于残暴的税收和征兵制度，卡斯蒂利亚的年轻人被扔在遥远且常常是有勇无谋的战事之中，卡斯蒂利亚也处于衰退之中^[62]。西班牙的衰落，不仅仅是无敌舰队被击败——1558年后数十年它在军事上都很成功——也不是由于其士兵的数量，而是由于过度介入军事引发的反抗以及经济衰退，是由于国王和大臣们都缺乏不使用军事力量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