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式行为影像：概念及现状优化

艺术之于当代社会的进程而言，其参与方式的转换已由对作品本体的审美进至对作品的过程性审美。不论过去的历史世界还是当下社会，艺术始终扮演着对社会关系生成与历史演进的转化的角色。法国评论家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在《关系美学》中阐释道：艺术作品不再以“纪念碑”的形式供人无限消费，而仅显现于被艺术家召唤的观众面前，同时在事实性时间中退去。在现代性问题意识的激浪中，艺术如何参与当下，如何更为有效地参与当下，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教授圣地亚哥·扎巴拉（Santiago Zabala）提出，对于艺术的认识，须以一个更新的诠释性审美模式为基础。当下，艺术对感知的显现从经验式转变为理念式，艺术过程对理念的再次生成，并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各种形态与样式：一方面，实践过程是对艺术自身的阐释与注解；另一方面，就实践场域的当下性而言，场域与人、人与事物关系本身已将艺术的功能再现为某种特殊的社会中介。由此，进行这种“社会中介”的媒介语言也随之在更多范畴内被广泛讨论。而这一切，早在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关于“艺术终结”的文论中已隐约呈现，正在发生的现场，是一个艺术活动的现场，其模态、标准、功能均在转变艺术实践作为主体间交流的探索中得以建构。

参与式行为影像是从属于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一种细分类别，影像是媒介，对象是主体间的关系。多以参与现场为实验前提，艺术家设定某一“机制”或“游戏规则”，以影像介入的方法、方式生产这一过程的行为及观念。“社会参与式艺术在其本体论上是一种揭示日常生活存在的技术，即一种让存在的本真（即被隐藏的存在）得到呈现的知道模式。”^[1]参与式行为影像具有对现实生活生产关系、社会伦理、机制实践等现状的再现与调校功能，其功能往往通过第一现场作用于参与者自身，经后期生产，可再由影像等其他传播形式再现于参与者及公众。其与行为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艺术以“身体”作为实践原料，由身体作为思考主体，通过对身体在现场环境的体感呈现作品的内容与观念，具有在场性。而参与式行为影像的实践现场，因“关系”是实践的再现对象，其过程持续较长，时空条件常有多维变化，人与人、人与事件所构成的“隐蔽性”相对复杂，侧重探讨与建构“人”存在于社会、自然的关系范式，由此，呈现艺术所共筑的经验需经由某些技术性手段作为可信的依据与通道，辅助参与和观察。二者都需要以时间为依据，呈现其“可见”。

基于参与式艺术的生产过程，参与式行为影像的实践分为前期影像介入与后期影像传播两个方面。影像介入是一种以影像作为重要的媒介工具，通过现场对影像与人的交互关系，利用影像自有的话语模式，在艺术现场调度参与者对存在方式的认知与分析能力，具有语言引导功能。影像传播则是基于现场已有的事实，通过影像的后期生产对事实现场进行再度呈现、组织，仍然以观念作为本身的对象进行创作与再现。上述两种方式均依赖于影像语言本身的特殊性，在艺术过程中可独立实现也可共生发展。影像作为媒介，在参与式行为影像的活动过程中，使媒介工具的内涵变得多元，其参与性远超越作为单一工具的使用范畴，它以一种变革的工具存在于当下，不仅是关系本身的主体工具，也因它的介入使得现场呈现出另一种事实追问的场域可能，最后以独立的视角对艺术过程本身进行梳理与反思。黑格尔对美的阐释中提道：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理念的诞生在参与式行为影像中，既是先验的，同时于过程而言也是超验的，尤其是多人参与的感性现场，影像具有反视作用，补偿现场理念生成的理性缺失，在一种以艺术思维建立的游戏机制内确保其“显现”开放且有效。(www.xing528.com)

参与式行为影像注重利用影像设备的创造性功能，也是对媒介工具本身的实验，并非一般传统性纪录片。参与式行为影像以保证过程开展具备可塑造理想行为的场景为先决条件，对可能被遮蔽、错位的事实进行干预和转译，利用工具对语言关系进行再度处理与建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特别关注交往行动的语言和伦理内涵，交往行动本质上是达到主体相互理解的行动，其中存在着一种语言模式。理解行为是语言行为，理解过程是语言过程，是有交互性的对话。在这里，行动、过程与语言不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关系，语言不是单纯进行理解的手段和工具，而是行动本身。对于以影像介入的参与式行为而言，不论是前期影像工具的介入使得关系成为有他者存在的现场，还是后期以影像语言生成的观念表述，均使得影像的媒介功能在以某种关系交往中探索并发挥其易于认知的真实、真诚，及合乎规则的、正当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