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化与升华：叙事法与文化的关联

《诗学》中提道：“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划一，且具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7]而Katharsis（译为净化、升华、疏泄、宣泄等）是其终极追求，Katharsis通过恐惧与怜悯而得以产生，与古希腊经典哲学的“至善理念”息息相关。关于“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icdas Berdyaev）如此阐释：真是实现善的途径，美是善的呈现，善是三者关系中的终极目的。中国电影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叙事与类型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尝试，但与世界经典电影的文化建构相比，还有流于疏浅、思想不够深入之嫌，究其根由，主要在于电影制作者的知识结构、知识积累及其认知。2002年的国产影片《英雄》利用红蓝绿白四种颜色在叙事形式上模仿黑泽明的《罗生门》，试图从士人角度讨论“天下”苍生与战争的关系，但因人物缺乏“英雄”的特征与逻辑，难以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遑论“净化与升华”。而其模仿对象《罗生门》不但讨论了复杂的人性，还讨论了关于“真相”的普遍性问题，从情感、情怀层面谈起并实现了超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电影《三枪拍案惊奇》购买了《血迷宫》（Blood Simple）的版权，二者在叙事与文化建构上不尽相同，《三枪拍案惊奇》中乏善可陈的人物让人觉得荒唐，无法让人产生同情与怜悯，而《血迷宫》中，酒吧老板娘因无法在虚无的家庭生活中继续自己的人生，也为了不杀害自己的丈夫而离家出走，她的行为一直牵动着观众的情感与注意力，不时引发观众的同情与怜悯，其“净化”效果远远超过《三枪拍案惊奇》。最近的电影《影》对黑泽明的电影《影子武士》进行了形式上的探索，但在立意与普遍性方面与后者皆有不同。《影》着意于人面对于权力之时的选择，将人性的“恶”与“丑”显露殆尽。《影子武士》不同，不只描述人性的卑琐，还有更高的立意，即一个死去的贵族对一个卑琐灵魂的完美改造，呈现的是人性的光辉魅力带给人的净化与升华作用，充满了悲怆意识。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也译作塔尔科夫斯基）在访谈里说：“按照我现在对电影艺术的能力和特性的理解，我认为必须使剧本情节符合时间、地点、动作三一律这个古典主义的原则。……我觉得，这种尽可能朴质和节制的形式处理可能具有更大的表现力。”^[8]塔可夫斯基在《乡愁》（Nostalghia）、《潜行者》（Stalker）等影片里都比较朴素地运用着经典叙事原则，《乡愁》中的知识分子安德烈在开始时充满迷茫和困惑，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到发展部分受到“疯子”多米尼克的影响，终于知晓“我是谁”“我该往哪里去”等终极问题，解决了影片经典叙事的问题预设。同时，影片中对人物的建构和突转也沿着“净化”“升华”（katharsis）的动作走向向前推进。塔可夫斯基所说的情节应该符合的古典主义原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阐释的“可然律与必然律”、“突转与发现”、“恐惧与怜悯”与“katharsis”等原则。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其立意“我命由我不由天”来自个人英雄情怀，而英雄的塑造是在经过选择后做了“可怕之事”才确立起来的。在这一点上，《哪吒之魔童降世》完成了对英雄在技术层面的塑造，在叙事上遵循了经典叙事原则。而相较于塔可夫斯基《乡愁》中“疯子”多米尼克所做的“可怕之事”——在罗马广场发表演讲然后自焚，其立意在于警醒处于“世界末日”之中的迷失之普罗大众，他们陷于娱乐至死、暴力以及物质的泥淖之中而不自知，多米尼克试图唤醒被奴役与异化的现代人，使他们能够悬崖勒马，重返精神的彼岸自救。哪吒为自证的立意与多米尼克作为知识分子的“醒世”立意颇不相同。但不管怎样，《哪吒之魔童降世》《战狼Ⅱ》等是对完型叙事即包含了“净化与升华”等技术因素的一次类型尝试。(www.xing528.com)

艺术史学者曹意强在论述“艺术是什么”时，认为这种本质论追问应该“源于柏拉图哲学，它假定在所有的艺术作品之上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所有实际的作品都是这单一理念形式的摹本。由此推论，艺术的本质就是理念，……就是‘真、善、美’，因此，艺术具有泛文化、超历史的审美价值”^[9]。从“净化与升华”的角度看《超时空同居》、《后来的我们》与《爵迹》等中国商业电影，这些商业电影在形式上奢华、唯美，但内容上较多的是情感的宣泄或者对某种情绪的渲染，虽然符合了“故事为王、情感至上”的电影情感追求，但未能对人进行“净化”与“升华” 的教化与影响，也较少给人启发。编剧冉平说：“好莱坞靠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情感，另外一条腿是智力。”好莱坞这样的商业电影非常多，以《黑客帝国》为例，作为商业片，这部电影充斥了女性主义、禅宗文化、消费文化、存在主义、真实的真相、古希腊哲学等。虽然是商业电影，但也必须与哲学联姻，否则无法经得起信息量、知识量越来越多的观众的检验。《流浪地球》对好莱坞大片进行了一次科幻类型化的尝试，但在叙事内容方面还仅仅停留在“情感”或者“情怀”的层面，而相较于《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等同类型题材电影，后者善于运用的模式为“牺牲/救赎”套路，使人处于极端的情况下，比如世界末日，主要人物需要完成对“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将要去哪里”等哲学与神学的终极问题的认知，以此完成从人性向神性的升华，进而达到艺术作品的katharsis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