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依法行政观念确立以来，法律一直是行政机关实现行政任务的最主要规制工具。为完成行政任务，实现公共利益，法律通常赋予行政机关以命令性、强制性等规制手段来达到其目的。但现代社会，行政任务日趋复杂繁多，专业化和技术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立法机关已无力胜任现代形势发展的需要，无法适时且完善地制定出相关的法律，导致法律的滞后。加之，行政机关在行政任务的不断增加和行政职权的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出现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财政赤字等诸多弊端，即政府“规制失灵”。法律的滞后和“规制的失灵”使国家规制能力无法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导致政府管理危机、民众信任危机等。西方各国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纷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公共行政改革，实现治理模式的转换。
公共行政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减少和解除政府规制，或使用一些对传统政府规制的替代或补充形式，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就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替代或补充式的规制手段。由于自我规制是建立在个人和私人团体自愿的基础上，而且其规则最能体现其行业性和专业性，因此自我规制作为一种规制手段，在西方社会已得到广泛应用，如美国联邦法院和许多州法院对授权私人制定的标准予以认可[102]。以美国为例，由大量的社团组织，包括一些协会性的社团，如汽车工程师协会、美国技术工程师协会，以及非营利的社团，如美国测试和材料协会，来制定和发布甚至具体执行安全、健康以及产品标准。在工业方面，通讯、软件和电子产品等领域的私人组织设定的标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不为公众所注意，但这些私人社团生产了成千上万的工业规则和产品标准。而且，政府常常会采纳他们。这些标准具有很大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它影响人们所购买的产品的安全问题、影响人们在工作场所中面对的风险，影响在外科手术中插入人体的材料的性质，影响自然环境的质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民间组织制定的标准是行政机关进行规制的依据。立法机关不仅认可这种行为，而且赋予其法律效力。[103]由私人性质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以及那些可能由各类企业、非政府组织、国内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与的公私混合型机构实施的规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104](www.xing528.com)
类似的自我管制机制也出现在国际领域，例如，设在日内瓦的标准组织协会（the Institute for Standards Organization）已发布了它的14 000系列，这是一套环境管理标准，主要建立在ISO早期9000系列采用的全面质量管理标准上[105]。自我规制是公私合作规制的一种，其实质是公与私的合作规制。而自我规制在我国行政法法学领域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鲜有提及，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行政法视角对自我规制进行探析，以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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