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汉虽小，“九州之地，魏有其七，蜀无其一”，但由于诸葛亮治理有方，蜀军“数万之众，若数十万之功”，使得“据天下十倍之地”的司马懿眼看诸葛亮率几万蜀军在眼皮下纵横驰骋毫无办法[23]。诸葛亮之所以能以弱胜强，靠的是智谋和领导艺术。其领导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诸葛亮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勤闻己短
先哲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讲的就是要多内省自己的错误。能否正视自己的错误，修正自己的错误，关系到一个领导者能否在部属面前树立起威信。诸葛亮可谓敢于正视自己错误的典范，这主要体现在“四教求过”上。
“教”，即为教令，是文体的一种，多用于上级对下级的告谕。
其一曰：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然人心苦不能尽，帷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返，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诸葛)亮可少过矣。
其二曰：
昔初交州平，屡闻过失；后交元直，勤见启侮。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24]。
其三曰：
任重才轻，故多阀漏。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益，虽性鄙薄，不能悉纳。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返，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亮可以少过矣[25]。
前两则教令皆载《三国志》，第三则教令则载于《太平御览》。董和，字幼宰，作为诸葛亮的幕僚多年，最能直面指陈其过失，因而最受其激赏。好友徐庶、崔州平及僚属胡济，亦能“数谏止”“勤见启诲”，也备受其赞扬。他的另一僚属杨颙，曾直谏其不要埋头文牍，他深为感激。通过诸葛亮对这几个诤友的态度，以及多次行文号召向僚属们学习的举动，可以看出他“不疑于直言”，希冀“少过”的博大胸怀。
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领兵北伐中原时，马谡一意孤行、违背诸葛亮的节度而失掉战略要地街亭，最终造成了这次北伐的失败。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因为错用马谡而内疚不已，又下了一道求过教文：
大军在祁山，其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指诸葛亮自己)……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阔，则事可成，贼可死，功可踌足而待矣。(www.xing528.com)
四则求过教文，表现出诸葛亮不仅自省，还通过僚属的建议深刻反思自身不足，为下属树立了良好榜样。
(二)诸葛亮在生活上力求淡泊俭约
诸葛亮的《诫子书》是千古流芳的家训，共有两则，一则告诫儿子不要沉湎于酒，另一则则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道出了他在生活上追求淡泊俭约的心理。据《北堂书钞》卷38记载，诸葛亮在给李严的一封信中，谈及自己的生活状况道：“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本传也记载，诸葛亮积劳成疾，呕血辞世前，“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家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身为“相父”，专决朝政十余年，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力求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在诸葛亮俭德的影响下，蜀汉政权俭约成风，文武重臣中董和、费伟、姜维、邓芝等皆以俭约名垂青史[26]。
(三)诸葛亮力求忠信立身
《论语·述而》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礼记·儒行》言：“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可见，忠信是儒家最重要的伦理范畴，是士人立身之本。这方面，诸葛亮的作为堪称楷模。再说忠。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所言“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确是他忠贞思想的宣言书。据《太平御览》卷273引诸葛亮《兵要》言，诸葛亮在谈到为将之道时，明确指出：“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立志而名扬”[27]。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三顾茅庐后，他对先主刘备的忠诚令人感叹；刘备死后，他对后主刘禅的忠诚更是可歌可泣。据本传记载，当刘备怒伐东吴而大败于夷陵，羞愤而病故于永安城之际，特地把诸葛亮从成都招到永安，对他安排后事道：“君才十倍于曹王，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他则痛哭流涕道：“臣敢竭股肤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尽管大家都知道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但他仍然殚精竭虑地维持蜀汉政权的存在，直至呕血而终。
“信”，也是诸葛亮十分看重的人生信条。据本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曾问及诸葛亮的治国之术，臣子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史学家袁准曾经赞叹诸葛亮道：“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两人所言，都谈到了诸葛亮由于为政讲究信用，因而深得部属的爱戴。《蜀记》记载，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率军出祁山伐魏时，“守在险要”，曾经采用轮休士卒的制度。战局紧张之际，部属们都认为曹兵势大，为集中兵力，应当暂停轮休制度。诸葛亮认为不能失信于士卒，他郑重地对参佐们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然后，他下令让该轮休者离营返家。这些士兵则深为感动，一致认为“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因而纷纷请求留下。在诸葛亮的“大信”感召下，三军用命，“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都(曹操大将)，却宣王(指司马巍)，一战大克”。史家认为，之所以如此，“此信之由也”。
(四)诸葛亮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严格
诸葛乔是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北伐曹魏时，诸葛乔也随军到了汉中。由本传注引《诸葛亮集》中诸葛亮给诸葛谨的一封家信可知：“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一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诸葛亮把本来应当回成都的侄子留下来，在军前做有生命危险的转运军资的苦差事，以求与诸将之子“同荣辱”。这种严格要求的行为，令那些父贵子骄的当权者汗颜。
(五)诸葛亮追求“秤心”处世
《太平御览》卷429引诸葛亮《杂言》有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诸葛亮所言的“秤心”，就是处理政事时所秉持的一颗公正之心。有很多事例，都能说明诸葛亮所言“秤心”并非虚言。诸葛亮与马谡情同父子。建兴六年，马谡失掉街亭后，诸葛亮不顾部属的劝阻，毅然挥泪斩了马傻。据《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记载，马谡当时也明白诸葛亮的苦心，因而临终前给他留下这样一封书信：“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延鲸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马谡敢于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杀死自己的诸葛亮，正是出于对诸葛亮公正胸怀即“秤心”的深刻了解[28]。
忠信立身，使诸葛亮具有迷人的人格魅力；勤闻己短，使诸葛亮减少了处理朝政时的错误；淡泊俭约与严格要求亲属，保证了为政的清廉；秤心处世，既保证了法令的公正推行，也维护了队伍的团结，增强了朝野的凝聚力。可以说，在封建专制时代，在专决朝政数十载的经历中，诸葛亮正是得益于这些领导艺术，才形成了极高的个人威信，成为部属争相效法的对象，这对保证朝野的团结、政令的通畅与官风的清廉都极有益处。可以说，没有这些良好的领导艺术，诸葛亮很难成为一代名相。朱熹曾经感叹道：“窃意其智虑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则寡欲养心之助，与为多焉。”张裔作为诸葛亮的部属，也曾经评价道：“公(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金忘其身者也。”陈寿也在本传传论中感叹道：“(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朱熹的话着眼于诸葛亮的俭德，张裔的话着眼于诸葛亮的秤心，陈寿的话着眼于诸葛亮的大信，我们也可视作对他作为一代名相所具有的所有优良领导艺术的总体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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