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模糊化与创业：结果与影响

制度创业指的是“行动主体关注特定的制度安排，利用资源来创造新的制度或者改变现行的制度。”^[42]在经典文献中，“制度”和“创业”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概念：制度研究倾向于强调制度力量提升制度连续性和一致性并塑造组织过程的作用，而创业研究则倾向于强调会导致变化的创造性创业精神及其塑造组织过程和制度本身的作用。依据这一线索，当把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整合在“制度创业”一个概念中时，则会产生“能动性嵌入悖论”：即倘若连自己的认知、利益和身份都受到规制、规范和认知过程的形塑，那么，嵌入某种制度场域的行动主体是如何产生制度变革的设想，采取新的实践并使他人接受自己的设想和新实践呢?

模糊化制度安排与变通可以作为制度创业的一种策略。经典文献中，建立新制度涉及很多行为，已有文献涉及：获取原制度资源、聚集利益、聚集资源、汇集利益诉求、讲故事、游说、建构竞争性话语、倡导、辩护、框架、建构标准、教育宣传和嵌入、联系普遍价值、贬低旧制度、使用威权、缔结联盟、桥接惯例、模仿等。模糊化制度安排作为制度创业的一种策略，可以完成多种制度创业行为。

(1)模糊化制度安排可以进行制度变革议程设置和制度框架建构。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43]发现，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者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在媒体议程设置理论提出后，Goffman^[44]发表《框架分析》一书，该书认为，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框架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事实上，在媒体议程设置这一概念提出之前，1962年，BachRach和Baratz^[45]就提出政策议程设置的概念，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是：政策的决策过程固然重要，但有关政策的讨论能否进入议事日程也同等重要。

受以上议程设置理论的启发，本章认为，模糊化制度安排可以完成制度变革议程设置和制度框架建构的功能。制度变革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有时候变革的可能方向差异很大、甚至相反，制度变革议程设置大致规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这在中国本土的“原则性文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大致而言，原则性文件中的条款较为抽象，难以实际操作，但是原则性文件并非完全无用，在改革初期，原则性文件能起到确定改革方向和构建新制度的大致框架的作用。

(2)模糊化制度安排能构建竞争性话语，促使利益结构分化。话语策略是指制度创业者谨慎运用说服性语言，使场域成员觉察到变革性质、主导性制度逻辑与制度变迁模式之间的一致性或差异性，从而使变革合法化或者使变革被阻止。模糊化制度安排能打破原制度单一、垄断性解释权，提供多种解释权，通过这种策略，制度变革者能构建与原制度有所差异的竞争性话语，促使利益结构分化。(www.xing528.com)

(3)模糊化制度安排在制度创业中能获取原制度资源，完成桥接惯例、模仿等多项制度创业行为。模糊化制度安排并非一次性否定原制度，它仍然保留原制度在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因此能获取原制度资源；同时在实际操作层面，模糊化制度安排能通过变通的方法倾向于新的制度解释，因此它又能模仿新兴的制度。

模糊化制度安排可以完成制度变革议程设置、制度框架建构、获取原制度资源、构建竞争性话语、利益结构分化、联系普遍价值、桥接惯例、模仿等多项制度创业行为。模糊化制度安排因为同时联系新旧制度，其实施结果更容易造成新旧制度的自然更替，因此采用模糊化制度安排下的制度创业过程往往是渐进性的，模糊化制度安排难以取得突破性变迁。相比于突破性制度变迁，渐进性制度创业的每一个小的变革阶段其创业成本较低，然而在连续的制度创业中，由于渐进性制度创业由多次创业累积而成，在累积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路径偏移；在大范围的制度创业中，每一个局部的变革如果相互之间不同步，也会导致全局的混乱。

模糊化制度安排容易取得渐进性制度变迁，难以取得突破性变迁。在一次单独的制度创业过程中，模糊化制度安排的创业成本较低。在连续的、大范围的制度创业中，模糊化制度安排可能会导致制度路径偏移与系统性制度矛盾。在上述情况下，其全路径创业成本与全范围创业成本会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