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沧桑的文化大革命下的戴先生

我再次见到戴先生是70年代，中国正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在广东从化温泉省干部疗养院，从北京来疗养的音乐家李焕之先生告诉我，戴先生也在此地疗养，住在河对岸的疗养区。我正想通过他引见，没想到，第二天，理疗室的大夫打电话到我住的疗区说：正在做理疗的戴爱莲先生要找我。其实，她在学校并不认识我，只是那份育才情结，使她一听说有育才学生在疗养院，便像寻找亲人那样迫切地请求理疗大夫帮她寻找了。

我立即向理疗室奔去。眼前的戴先生，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穿一袭生布衣裙，说中国话，依然是一串串地像讲英语，我先问候她。

她说：“我身体很好，天天练乒乓球，医生说的我心血管都没有毛病。”近六十岁的她，神情显得很愉快。

第二天，我去她住的翠溪宾馆拜访，以后也多次见面深谈，才知道她经历了七灾八难。(www.xing528.com)

且不说叶浅予先生与她分手之后，她感情生活的痛苦，就说头上那两顶“反动权威”“国际间谍”的帽子就有千斤重。她被赶到“五七干校”喂猪、挨批斗、受审查，那双会“说话”的手，能表现婀娜舞姿的腰腿，都被风湿病折磨得动弹不能，曾经长时间卧床，近乎瘫痪了。她身边没有亲人，唯一的女儿也因为背上“反动权威子女”的黑锅而无法亲自侍奉她。幸亏当年育才学校舞蹈组学生吴艺把她接回家，像侍奉生母那样为她端茶送饭。“四人帮”的追随者威胁在儿童剧院当演员的吴艺说：“你要党籍还是要戴爱莲？”

吴艺巧妙地应付说：“她是我义母，小时候她养我，如今，我不养她，岂不是要把这个包袱甩给政府？”就这样，吴艺冒着政治风险照料自己的恩师。直至邓颖超大姐知道了，才亲自安排她来广东温泉疗养。

她在北京，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家，她说：“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也吃饱了。”我品得出这句话的苦涩味。

在疗养期间，传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她在房里摆上一幅很大的周总理遗像，亲手给遗像披上黑纱，每每谈到周总理生前对她的关怀，眼里总噙着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