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于俄苏文学：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

外国文学在文学组的专业学习中似乎占了更重要的地位，同学们接触西欧、俄国的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好像比中国作品更广泛。我比其他同学更热衷于俄苏文学，读了许多译本。最晚在1943年初我找了一本教材，着了魔似的学起俄文来，俄语学习和翻译压倒了我对其他一切的兴趣。听说管家巷来了一位懂俄语的先生，我在暑期专门从草街子跑到重庆向这位先生求教，冒昧地请他给我讲解了几节课文。这种现象只有在育才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因为它能给一个小学生以大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的自由空间。

但我尚缺乏理智地掌握自己学业的能力，完全受着兴趣和爱好的支配。当普修课开始讲授代数的时候，我听了几堂，没有兴趣也听不懂，从此不去了，物理、化学课也索性不上。反之，屠（公博）大哥讲的社会发展史（在黑板上画了个“阴阳鱼”表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说明生产力的发展被生产关系束缚时就会发生革命）、徐荇大哥讲的辩证法（画了一个螺旋向上的圆圈，批判黑格尔的本末倒置），我倒是愿意听的，虽然似懂非懂，但这两个图形是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终究形成了世界观的基础。(www.xing528.com)

我在重庆苏联大使馆的内部书店里以极便宜的价格买了不少俄文书，整日躲在“榴火社”的小屋里写作文，读俄文书和翻译。这种学习方式的后果，就是知识面偏，缺乏科学的头脑，曾被同学戏称为“小迷糊”。我之所以迷醉于俄文，除了对俄国文学的爱好，还是因为对苏联的向往，对苏联人民的由衷钦佩。我写过一首谴责法西斯侵略的诗《滚吧，世界所不容的！》，登在1947年11月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作者年龄写的是十一岁，实际是十岁。我对苏联的向往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成分，以致50年代初刚和苏联的现实有了实际的接触，就产生了极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