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与三苗族的历史战争：从尧、舜到今湖北河南

现在，让我们将游离的视线收回，再次投向三星堆文明，继续我们关于三星堆文明的话题。

前面讲了，三星堆文明与夏文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一定会有读者提出如下问题：

三星堆先民是如何与夏人拉扯上关系的？

位于川西的三星堆文明与鄂西北的某支文明相隔川东、川北和大巴山，它们怎么会如此相似？

如果不是古籍留下的一些远古传说，以及与此相印证的考古发现，使得考古学家重新审视历史，提出新解的话，或许我们无法就此做出回答。

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意味着要揭开一个深藏了数千年的远古秘密。

说来话长，事情要从中华上古史的一件重大史实说起。

距今4100多年前。

那时，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分布着三大民族集团——东部的海岱集团、中原的华夏集团、江汉的苗蛮集团。

当时，尧、舜名震天下，一统天下的事业如日中天。他们部落联盟的强大武装，浩浩荡荡，一路向周边扫荡而来。

真可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然而，偏偏有人向他们叫板。那些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家伙是谁呢？原来他们就是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因其部落众多，支系庞杂，历史文献上笼而统之，名曰“三苗”。

苗蛮这种行为，虽不能说是“以卵击石”，但无疑是一种悲壮的举动。

迫于强大的来自北方的华夏族的持续压力，江汉地区的苗蛮开始收缩分散的部族。于是，散居在江汉一带的许多苗民部落开始聚集在一起。他们建立起中心聚落，外围是无数小聚落护卫着。

部落联盟首领和军事领袖还在中心聚落里修筑城墙，建成了一个在江汉地区最大的古城——石家河古城。

在这个古城里，由部落联盟的首领们坐镇。他们授权部落联盟的军事领袖，一切战争权力都归属于他。

勇敢彪悍的军事领袖，此时成了苗蛮集团中的最高领导。众人围着他，他身披兽皮，手握玉钺，指挥着众多的苗蛮武装。他们或手持绑上石斧的木棒，或举起削尖的木棍、竹竿，分散在中心聚落和卫星聚落里。他们群情激愤，呼唤呐喊，决心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一些人甚至要求北上去鄂西抗击准备南侵江汉地区的华夏族军队。

江汉苗蛮族面临的北方强敌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敌人。这个强敌让任何集团都不敢小视。

这个北方强敌由几支强势的部族组成——久经战争的炎黄族陶寺人，他们在晋南盆地与舜的族人完成整合，然后由山西南下，在河南与华夏的另一主干支系王湾三期人完成民族融合。然后，开始向周边大力扩张。

他们组成的华夏军队，各个部落队伍整齐，人员训练有素。他们一手持捆绑在木把上的石斧、玉斧，一手持用木头、皮革制成的盾牌；他们腰佩弓箭。这种远射武器是用尖锐的石箭镞和羽杆组成的箭与硬木、竹子做成的弓，在当时，这种武器无疑具有强大的威力。

更要命的是，他们完全听从于神谕，无条件服从神的指示。上神的旨意，巫师经由占卜知悉，并传达给每一个人。他们是一个纪律严明、目的性明确、颇具执行力的武装集团。

这样的武装集团，令人胆寒。

很快，中原的华夏集团与江汉的三苗集团在今湖北和河南一带相遇，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事情的起因，历史上的说法不一：

有人说是尧将天下禅让给舜，引起了三苗首领的不满，尧杀了他，引发了三苗人民的反抗。事见《山海经》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有人说是三苗在江、汉、淮一带反复作乱，威胁到尧、舜的统一方略，致使双方发生武力冲突。

有人说是因为双方的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的战争。

上述说法或许都有。不过，可能性较大的，还是宗教信仰问题。

三苗地处江汉，气候炎热。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5000年前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期，其年平均温度比今天要高2℃（《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当时的江汉地区约相当于今天的两广地区，是泛灵论即万物有灵论盛行的地方。而盛行泛灵论的族群，不会有通天地传达神谕的行为，更不会事事听命于巫师。故史籍记载说“三苗弗用灵”。所谓灵，即巫（繁体“靈”字下面是个巫字。许慎《说文解字》释：“靈，巫也。”段玉裁注：“楚人名巫为灵。”），即三苗不信巫师，也不用占卜。

从华夏族的祭祀与占卜来看，他们信仰的是天地、山川和祖宗等神灵，而三苗集团的宗教意识还处于很低级的原始宗教阶段；从石家河文化遗址的情况来看，苗蛮信仰万物有灵论，热衷的是法术，宗教意识还很淡薄。他们对偶像宗教还不怎么认同。这对于厌恶“三苗弗用灵”、执掌华夏族话语权的华夏巫师和酋邦领袖来说，一定会很不爽，他们很难容忍南边这些异教徒；何况东边的海岱民族实力强大，向东扩张易受阻，江汉三苗部落众多但分散，实力不太强，向南扩张相对容易。

总之，根据历史记载，华夏族与三苗族之间有过两次大的冲突。

第一次是在尧、舜时期，尧向华夏族各部及盟友部落发出了声讨三苗族的檄文：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心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尚书·吕刑》）

尧在檄文之中列数三苗所犯的罪行：不信通天地的巫师，不以神谕行事，滥用刑罚，滥杀无辜；没有信义，违背盟誓，陷民众于水火之中。因此谕告天下民众，将要恢复南正重、火正黎的后裔，使之天地通达，神谕能够下布，社会恢复正常的状态。

檄文之中所说的重、黎，都是颛顼时的属官：重为南正，司天以属神；黎为火正，司地以属民，两者都与通天地的神圣职责有关。

尧大义凛然的檄文的背后，实际隐藏着的是华夏族一统天下的决心。

最初的战争方向，尧选择在豫西南和鄂西北一带。这一带属于苗蛮集团的边缘地区，苗民部落不密集，而且文化联系也不够紧密，属于苗蛮的弱旅。

这个选择，透露出尧的精明：先攻敌薄弱之处，易于取得战争的胜利。

时局的发展也正如尧所判断的那样：

华夏族在鄂西丹江口一带比较容易地打败当地的苗蛮部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

战争的结果，尧征服了当地的苗蛮族。

这次战争的后果与影响，在附近的考古文化中得到反映：丹江附近的淅川下王岗遗址晚一期与晚二期文化出现了较大变异，中原的先二里头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因素大大增加。

战后整个形势也朝着华夏族所想达成的目标转化：(www.xing528.com)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国语·楚语下》）

江汉地区的三苗，在华夏族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在尧的武力逼迫下，不得不恢复九黎的传统，而江汉地区重、黎的后裔又重新执掌通天地、传达神谕的权力。

其后，为了防止被征服的苗蛮部落死灰复燃，重新反叛，舜更进一步强制同化鄂西被征服了的苗蛮，下令他们皈依华夏族。“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

这种战争的后果，考古学家从鄂西地方的考古文化之中得到印证：鄂西土著文化遗存中出土有骨笄，表明当地的土著族即苗蛮族已经被同化，他们像华夏族一样也开始使用骨笄来束发，不再使用索带来束发（“髽首”）。

不要小看了这一变化。在民族识别上，发式是非常重要的身份标识。通常，古代民族如果发式一样，则表明他们是同一个民族。

历史上所有想要同化别族或甘愿被人同化的民族，都有此经历。如清军中的汉八旗，虽原本是汉族，但均要统一为满族发式、服饰。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强迫汉人像满人一样剃发留辫，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被华夏族征服并同化的鄂西地区的苗蛮族群，就是考古学上的青龙泉三期文化的居民。该文化中大量的类似先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的出现，生动地诉说着4100多年前该部落群的重大变故。

鄂西地区被尧舜征服的这部分苗蛮族，在被“更易其俗”之后，当然就成了华夏族的一部分。就像满族入关之前的汉八旗一样，虽然原先是汉人，但入旗籍之后，则变成了满族。

只是鄂西地区被华夏族同化了的苗蛮族，他们还不能与正宗的华夏族平起平坐，被归入夏后氏支庶姒姓之中。我们将他们称为旁支夏人。

虽然胜利了，但尧、舜对苗蛮的激烈反抗仍然心有余悸。舜为了防止江汉地区另外的苗蛮族造反，向尧建议将鄂西未被同化的苗蛮族迁移到西北的三危山。

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个浩大工程的始末：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

这个计划，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一则所涉及的民族不少，牵扯的人力、物力太多；二则迁徙的路途似乎太过遥远，尤其是三苗的长途迁徙。舜是否有些异想天开？是否难以执行？

实际上舜的计划并不太难实现，仔细分析，除了三苗是部族和部落，共工、兜、鲧都是古代部落的首领或重要人物，处理他们，就是将他们的亲属和家人流放而已。鲧是禹的父亲，因治水失败被殛于羽山，既然已经杀死他，还称之为“以变东夷”，显然，将其与三苗、共工、兜并列，纯粹是司马迁为了拼凑“四罪”而玩的文字游戏。

不过，将三苗迁往三危山，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此举透出了尧、舜的精明之处：让那些不太驯服的三苗族人远离中原，天长日久，“以变西戎”，断了他们返回江汉的念头，华夏族就可以免去三苗的侵扰，一劳永逸了。而且，三危山距离青海湖不远，湖里盛产食盐，让三苗在那里采盐，既控制了重要的盐资源，又达到流放三苗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这个计划是否也与禹有关，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对于大禹来说，西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生于西羌”的他，要将这些被打败的三苗迁徙到西北，首选之地自然是他最熟悉的川边甘陇青海一带。所以，我们相信，将三苗迁徙到三危山的计划，虽是出自舜之手，但禹一定对此议有贡献。

然而，对于江汉地区“生于斯，长于斯”的三苗人来说，要离开熟悉的故土到陌生的西北去，实在是一个痛苦。

在华夏族武力的威逼下，鄂西地区的部分三苗族被迫迁徙。这一时间，应该是在先二里头文化时期，即距今4100年。

三苗的迁徙，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向西大迁徙的序幕。

三苗迁徙的目的地，便是三危山。历史文献有明确记载：“窜三苗于三危”（《尚书·尧典》）。

但是，更多的三苗族并不愿意，他们奋起反抗。舜为了压制三苗族，亲自率军征讨，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舜征讨三苗，并未真正将三苗打败。故《礼记·檀弓下》“舜葬于苍梧之野”句下郑玄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书》说舜曰：‘陟方而死’。”是说舜在登高时突然死去。

舜未完成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禹的肩上。

不久，为了强行将三苗赶到西北去，华夏族与三苗族的第二次大规模战争开始了。

这次战争发生的原因，文献上有记载，说三苗为政不善，致使禹兴兵讨伐。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其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战国策·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

作为禅让制度的受益人，继承舜所禅让帝位的禹，成为华夏各部族的共主，理所当然地要继承尧、舜统一天下的遗志。

由于此次是与江汉地区苗蛮集团进行大决战，事关重大，禹必须全力以赴。

禹下定决心，召集华夏各个部落及其姻亲部落——来自山东的有缗氏、有仍氏，秣马厉兵，准备决战。

盟誓之时，禹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济济有群，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禹用简洁有力的话语，向华夏族及盟友、姻亲部落发出了向苗蛮集团宣战的号令。这就是中国上古史上非常有名的一篇宣言，出自《尚书·禹誓》。

公元前2070年，时机一到，禹亲率大军，征伐三苗族。

当时战斗的情形异常惨烈，双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墨子·非攻下》记载了这次冲突：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处于松散联盟的三苗族哪里是久经炎黄战争考验的华夏族的对手？

终于，三苗族大败，溃乱四散了。

三苗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古代的一些史籍中能够看到这次战争带给三苗族近乎覆灭性的创伤：

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际，上不象天，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国语·周语下》）

华夏族与三苗的两次大战争，均以三苗的大败和崩溃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