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的三苗集团，在华夏族的武力压迫下，被迫作鸟兽散。
一部分三苗族，被从鄂西沿长江西进的夏人（二里头文化）追击，被迫逃亡，向洞庭湖流域、长江三峡等地迁徙，散布在中国的两湖、江西、川东等地，以后又逐渐进入广西和西南诸省区，他们是江汉地区的濮人和南方苗瑶等族的祖先。
大量被包围或俘虏的三苗族，则被迫沿着先前同族人向中国西部地区迁移的路线开始迁徙。
关于三苗被迫迁徙的情况，在考古发掘资料中也得到证实。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指出：“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正好在龙山阶段以后的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文化，从淅川到黄陂盘龙城，直插其心脏，而当地原有的文化系列，在二里头以后恰恰猛然中断，文化面貌的突然变异，正同古史传说相符。”
战败的三苗部族，其结局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被迫按照夏族的命令，向西迁徙。
押解三苗部族西迁，是舜、禹的决定，代表着华夏族的意愿，因此这个任务理所当然要由夏族来承担。不过，由于要长期在驻地监管西迁的三苗部族，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长期在西方驻扎，那些被派遣的夏人的婚姻问题怎么解决？
由于古代先民很早就认识到近亲婚配的恶果，“同姓不婚，其生不蕃”，所以古代各部族内的人员不能互为婚姻，婚姻的对象必须来自别的部族，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远缘的姻亲关系。夏人同样有自己的姻亲部族。解决派遣长驻外地的夏人的婚姻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而武力监督和看管西迁的三苗族的任务，同样落在夏族的一个同盟部族身上。
这支受到夏族倚重的部族，正是与夏王族世代通婚的有缗氏部族。这支来自山东的夏王朝姻亲支系、重臣盟国，在夏族处于困难的时候——外有三苗、防风氏、东夷等族的骚乱，内有王朝的权力之争——挺身而出，出兵助阵，并且还承担起押送三苗族西迁的重任。
承担监押三苗族西迁的还有三苗昔日的同族——当时已被华夏族同化的苗民（鄂西使用骨笄冠发的土著部族）。不过，他们现在自称是“夏族”，是夏人的支庶，即旁支夏人。选择这些被尧、舜同化的苗民来共同承担监押三苗的任务，其原因，一是由于华夏族军队正忙于扩大战果和扩大地盘，同时，还要面临与东夷的激烈战争，无暇他顾，抽不出多少人员来押解俘虏。二是这些已经变成夏人的前苗民，来自三苗集团，熟悉三苗的情况并且与三苗族关系密切，是夏人了解和掌控西迁的三苗族的得力助手。这是他们也参与承担监督三苗西迁任务最主要的原因。
三苗族的西迁，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其中，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万里长征。
由山东而来的有缗氏，到达豫鄂地区，已经是走了两三千里路；接着要和江汉那些被同化的夏人共同监督和押解向西迁徙的三苗族，前面还有几千里的遥远路程在等待他们。他们几乎要横穿整个中国的东西部。
山东有缗氏迁徙路线示意图
向西迁徙的三苗族，人口众多，被分成两路，一路从丹江口沿汉水溯江而上，在甘肃境内再沿西汉水上溯，然后到达岷山以北的三危山一带。另一路是沿丹江溯江而上，然后进入渭水，再沿渭水上溯到陇西的鸟鼠山。
有关三苗迁徙的路线，尚缺乏明确的历史记载。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地名来分析。
三苗沿汉水流域迁徙示意图
从丹江溯江而上，然后进入渭水。这一线路是三苗迁徙的主要线路。《水经注·渭水》记载：渭水在甘肃上邽附近“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朱谋袆笺注：“《汉郡国志》：渭水出陇西，鸟鼠同穴山。《地道记》云：有三危三苗所处，故有苗谷。”
三苗沿渭水流域迁移示意图
三危山在鸟鼠山的西南，与汶山相接，即今天的陇西、青海东部地区。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甚至将三危山旁的瓜州的位置都准确地指出来——今天的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简称河南县）。
汉代人，特别是一些儒生，将三危山定为甘肃的敦煌，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敦煌位于沙漠戈壁边缘处，既无江河湖泊，也无丰茂水草，生活资料少，生存不易，西迁的三苗人数众多，更难以在这样的荒凉之地立足。
何况，来自江汉的南方苗蛮，不可能离开水泊而居，因为渔猎和农作是他们的基本生业。
三危山、鸟鼠山、汶山，虽然处于山地，但都有江河蜿蜒其中，对于过去长期生活在江汉湖泊地区的三苗族，虽然不是满意居处，但也能凑合。
三苗的西迁，是古代文献记载下来的事情。虽然用语简短，但多种文献均有相应记载，可以确证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不可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尽管事件的发生距今非常遥远，仍然在我们的地图上留下了许多印记：
在渭水的上源地段，也就是鸟鼠山一带，留下了“苗谷”“苗谷水”的小地名；
西北一带也留下了“大夏泽”或“大夏山”的地名。(www.xing528.com)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凡是某个古老民族集聚的地方，通常会用这个民族的名字来作地名。比如云南的哀牢山，是哀牢族集聚的地方；西南的濮水，因濮人居住而得名；川西的青衣江，因为青衣羌族居住在此而得名。
同样道理，苗谷、苗谷水因三苗族在那里居住或曾在那里盘桓过相当长时间而得名。夏河、临夏因夏族在那里居住而得名；当然，在那里居住的夏族，既有正宗的夏人，也有非正宗的夏族，即是夏王族的姻亲支系有缗氏和被夏族同化了的苗民——姒姓支庶。
这一带是古老的羌族聚集的地方。来到这儿居住的夏族和有缗氏，虽然互为姻亲，但也会有与羌人混血的情况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籍中一直有“禹生西羌”说法的原因。
“禹生西羌”的说法相当多，似乎汉代的人对此最感兴趣，只不过他们的着眼点各不太相同。在众多的说法中，以《帝王世纪》一书表述得最为清楚：“禹，姒姓也，其先颛顼。……名文命，字高密，长于西羌，西夷人也。”《盐铁论》《新书》《蜀王本纪》《史纪·五帝本纪》《三国志·蜀志》等，与之大同小异。如果要列举，还可以开出一批书目来。
这种种说法，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夏人的一个支庶的确在西部生活了较长时间。
这场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历时多久，我们无从得知。但从三危山附近一带的“苗谷水”“夏河”等地名来看，居住在这里的部分三苗族和夏族至少停留了上百年。
根据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对5000年来气候的初步研究，可知当时三危山、鸟鼠山、汶山一带的气候较当时的鄂西地区要稍冷一些，却较今日这些地方要温暖湿润，气温与今天的秦岭相似。对这儿的气候，三苗族与夏族、有缗氏还算基本适应。
三苗族、夏族与有缗氏的具体分布，从古史记载与考古发现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大致可以管窥蠡测：夏族支庶监管着部分三苗人居住在洮河流域、西汉水流域、白龙江流域、嘉陵江流域；
有缗氏支系监管着部分三苗人沿江迁徙，较长时间居住在岷山（汶山）和岷江流域。
最远处的洮河流域距河西走廊很近。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河西走廊是中国历史上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或许，这就是古史记载“大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之说的缘由。
然而，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毕竟与江汉水乡不同，土地多山地，不能稻作，渔猎和采集经济也不够发达，不能养活太多的人。这对于来自中部的夏人与来自山东的有缗氏问题不算太大，因为他们固有的生业是旱地粟作经济，不满的只是与家乡的平原或浅丘相比，这儿山太高，生活不便。
对于来自南方江汉地区的三苗民而言，此地也非理想之地。这种山高水狭、相对贫瘠的地方，能够承载的人口毕竟有限，更多的人需要另觅出路。
幸好，这儿有两条不大的河，一条名叫黑水，由西北向东南流去；一条叫洮河，也是由西北向东南流去。这两条河仿佛是上天指引的迁徙通道，给寻觅出路的三苗族和夏族带来希冀。
黑水、洮河这两条由西北向东南流的河水，其下游距离白龙江和西汉水两条更大的河水不远。白龙江、西汉水都是嘉陵江上游的支流，是通向四川盆地的自然通道。而白龙江又靠近岷江，可以方便地进入岷江流域。
岷江流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藏彝走廊”中的一段。早在距今5100年前，这里就是古代先民的迁徙通道。这不是想当然的臆测，考古学资料可以作证。
考古学家根据白龙江流域的考古发现推测：白龙江流域四期文化居民中的一支曾由白龙江过松潘草地，沿岷江南下，在今汶川、理县等地建立了一批居民点，并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明显马家窑类型因素的新石器文化，还波及大渡河流域。这种文化的迁徙和传播一直沿着与四川盆地交界的川西高原东部地区进行。
最初，这种迁徙未进入四川盆地腹地。随着成都平原上淤积的潴水渐次干涸，便有族群逐渐进入成都平原西部。他们是成都平原上最初的土著居民，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宝墩文化”居民。
白龙江流域一瞥
到距今4000年时，岷江流域这条自古形成的民族迁徙通道，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三苗人及监管他们的夏人和有缗氏南下迁徙的通道。
不过，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多沿平原与山区交界处迁徙不同的是，他们的迁徙目标是滨水的平地，即成都平原。
当然，这种新迁徙，极有可能是由到达鸟鼠山、汶山一带的三苗部族首先开始的。
新的迁徙，不再是向西，而是转而南下。
这种迁徙，断断续续，持续了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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