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饲养者的性别选择需求及其挑战

SELLING GENDER

选择孩子的性别，可以说掺杂了太多的神话与传说的色彩。亚里士多德和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都建议：想生男孩，就要把床摆放成南北朝向。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认为在行房时男性躺在右边就会生男孩。这个观点风靡了几个世纪，一些法国贵族甚至把自己左侧的睾丸割除了。而阿那克萨戈拉得到了报应，他最后被一只乌鸦丢下的石头砸死了。这只乌鸦一定是那位法国侯爵的化身——他在割除了自己左侧的睾丸后连续生了6个女儿。

这个话题就像总会招来苍蝇的腐尸一样，引起了无数江湖骗子的关注。这是个荒谬的传说，虽然经常无效，却一直是为人父母者的希望所在。日本性别选择研究机构用增加钙的方法来提高生儿子的概率，效果并不好。1991年，两名法国妇科医生在出版的书中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怀孕前6周，食用富含钾钠而不含钙镁的饮食会有80%的概率生男孩。美国一个公司为此出售一种名叫“决定性别”的药品（50美元一件），最后因欺骗消费者被查封，以破产告终。

更现代化、更科学化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可靠。现代方法主要通过在实验室中分离出携带Y染色体和X染色体的精子来完成，其主要依据就是含X染色体的精子比含Y染色体的精子多3.5%的DNA。这项由美国科学家罗纳德·埃里克森（Ronald Ericsson）研发的技术，获得广泛许可。他自称成功率高达70%。他的技术迫使精子游过蛋白质，携带较沉的X染色体的精子因移动迟缓而被分离出来。另外，美国农业部的拉里·约翰逊（Larry Johnson）研发出了另一项更有效的技术（生男孩的准确率达到70%，生女孩的准确率达到90%），但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不适用于人类。他用荧光染料将精子的DNA染色，然后让精子排队游过一个监视器，根据精子的闪光程度，监视器会把它们分两个渠道导出，携带Y染色体的精子因为含DNA少，亮度较低。监视器的辨识率达到每秒100000个精子。然后再用分离后的精子给卵子受精。但只要是正常人，谁会为了要个儿子，就让精子被荧光染色，然后再花费大价钱进行试管授精呢？

如果人类是鸟，选择孩子的性别或许会更容易些，因为鸟类的母亲可以决定胚胎的性别，所以改变性别的工作比人类简单得多。雌鸟有X和Y染色体组，然而雄鸟却有两个X染色组，所以雌鸟可以释放出选定染色体的卵子，之后受精生出雏鸟。鸟类的确利用这种功能来选择下一代的性别。秃鹫和其他鹰类通常会先产雌性，再产雄性，这就确保了雌鹰在巢穴中占据优势，可以长得比雄鹰大。红冠啄木鸟产下的雄性数量是雌性数量的两倍，它们用多出的雄性幼鸟照顾下一批出生的雏鸟。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南希·波利（Nancy Burley）发现，“有吸引力”的雄性斑马雀和没有吸引力的雌性交配往往会生出更多的雄性幼鸟，反之亦然。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改变该物种个体的魅力。在雄性的腿上加上红色条纹，就会增加魅力，而加上绿色条纹，就无法吸引异性；同样，在雌性腿上加上黑色条纹，也会增加魅力，而加上蓝色条纹，则无法吸引异性。这样有助于斑马雀在择偶时迎合异性的喜好。

但我们不是鸟，我们生育男婴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女婴杀死，从头再来，或者利用羊膜穿刺术来识别胎儿的性别，如果是女孩就打掉。这种令人厌恶的方式充斥于世界各地。孟买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印度8000例打胎案例中有7997个是女性胎儿。

这种有选择性的流产也解释了许多动物的行为。东安吉利亚大学的莫里斯·高斯林（Morris Goslin）研究河狸鼠发现，雌性河狸鼠如果发现胎儿雌性倾向明显，它会选择流产，然后重新怀孕。斯坦福大学的马格纳斯·诺德伯格（Magnus Nordborg）通过研究中国“选择性杀婴”的意义，发现偏重性别的流产能够解释狒狒的情况，但这种流产显得过分浪费资源。

很多使人类婴孩性别比例出现偏差的自然因素都已得到证明，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退伍军人”效应。在几次重大战争之后，参战国家中出生男婴的数量迅速增多，似乎是为了补足那些在战争死去的男人。（这种说法意义不大，因为战后出生的男性长大后会与同龄的女性结婚，而不是与战争中丧夫的寡妇结婚。）年长男性生女孩的可能性更大，而年长女性则更有可能生男孩。感染肝炎或患有精神分裂的女人生女儿的概率稍高，抽烟或喝酒的女性、在1952年伦敦大雾之后出生的女性以及飞行员、潜水员、牧师、麻醉师的妻子也都有生女儿的倾向。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以雨水作为饮用水，在暴雨320天之后男婴的比例明显下滑。患有多种硬化症和摄入少量砷元素的女人生儿子的概率会高。(www.xing528.com)

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无法从繁杂的数据中找到逻辑。英国伦敦医学研究院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通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个假说，即荷尔蒙可影响到携带X染色体或Y染色体精子成功的机会。有大量证据证明，母亲体内大量促性腺激素可以增加生女儿的概率，而父亲体内的睾酮则可以增加生儿子的概率。

瓦莱丽·格兰特以荷尔蒙的观点解释“退伍军人”的效应：在战争期间女人更多地扮演了支配的角色，由此，影响了荷尔蒙的剂量，她们生儿子的趋向才更为明显。在众多种群中，荷尔蒙和社会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阶层与婴孩的性别比例也有密切关系。荷尔蒙是如何起作用的？无人知晓。但它会造成子宫颈中黏液稠度的变化，甚至可以改变阴道中酸性的强度。1932年的实验证实，在兔子的阴道里放入苏打粉可以改变幼兔的性别。

荷尔蒙理论足以应对反对特里夫斯—威拉德理论的论调：性别比例不受基因控制。很明显，动物养殖者无法培育出能够进行性别偏好生育的物种，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理查德·道金斯指出，养牛户可以毫不费力地培育出产乳量高、肉质肥、体型不同、无角、抵抗力强或好斗的品种。假如，能够培育偏向生育小母牛的品种，那乳品从业者必定大感兴趣。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家禽业者迫切需要培育出只产同一种性别鸡蛋的母鸡。他们雇佣训练有素、能够迅速分辨刚出生的小鸡的性别的韩国人，但这些韩国人对于自己的诀窍守口如瓶（尽管电脑不久就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他们在世界各地推广这门行业。韩国专家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自然界却无能为力，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这种反对的说法可以简单地用荷尔蒙理论来解决。一天，特里夫斯向我解释了无法培育性别偏好动物的原因。假设你发现了一头只产母牛的奶牛，你让它与什么样的公牛配对才能延续这种基因呢？当然我们只有普通公牛，但如此一来，这种基因立刻就减少了一半。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这个问题。只生儿子的部分种群，对于只生女儿的部分种群，确有好处。动物都是一对雌性和雄性的后代，如果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都多生儿子，对于地位低的多生女儿的同类也同样是有好处的。无论某个部分的性别比例偏差有多严重，整体的性别比例还会维持在1∶1。因为一旦偏离了原来的比例，受益的一方自然就会生育更多已经偏少的性别。剑桥大学的数学家兼生物学家罗纳德·费舍尔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首先想到了这一点。特里夫斯相信这便是为什么操纵性别比例的能力从来就不是基因的关键所在。

另外，如果社会等级是决定性别比例的主要因素，那么把这功能置于基因之中未免过于疯狂，因为根据定义，社会等级几乎是无法在基因中存在的东西。对于运作中的红皇后效应而言，为了高的社会地位而繁育子女是徒劳的。所有社会等级都是相对的。特里夫斯津津有味地说道：“你无法为一头次等牛繁育，你只能创造新的阶级制度，然后重置恒温器。如果所有的母牛都更加温驯卑微，那么最不温驯的母牛就最具有支配力，荷尔蒙的含量就会自然增加到合适的水平。”事实上，是社会阶层决定荷尔蒙的水平，再由荷尔蒙决定子代的性别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