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有别于其他世纪的另一标志是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的动荡与重组自不用多说，其对文化理论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反思现代性”成为文化批评理论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如果说19世纪末现代主义兴起时，对社会现代化和人类未来发展多少还是悲观与乐观并存、礼赞与批判同在，那么，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文思想界对现代性的怀疑、批判、否定和反思则成为一以贯之的主题。其标志性的事件在于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918年出版）在一战进入尾声时出版，其时对于人类历史及其未来的悲观失望情绪弥漫于整个西方人文学界。科学技术及其背后的科学主义成为现代性反思的对象。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素以“面向事物本身”而著称，尽管在其学术话语中已经将世事纷争高高地悬置（一战中，胡塞尔的一个儿子战死，一个儿子头部中弹），但是当胡塞尔在晚年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时，我们不难发现他试图克服现象学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努力。1933年，希特勒上台，胡塞尔作为犹太人被剥夺了学术活动的权利，但他仍不顾年老体弱和政治风险去作哲学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便是其第二次演讲的成果。解释学传统在20世纪的发展也是一样，伽达默尔曾指出：“当我们今天在哲学本身内开始把解释学独立出来，真正说来我们乃是重新接受了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曾被上世纪的科学垄断精神所压倒。在我的小书《科学时代的理性》书名中，理性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是知识和真理的整个为科学的方法意识所不能把握的半圆状态。”[12]此外，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冥想、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之思、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批判不一而足。反思现代性的另一个主题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维埃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胜利，那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则伴随着民族独立自决的热潮而在全球漫延。与此同时是直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精神营养的左翼思潮成为西方人文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脉。不用说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直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关，也不用说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使得大批知识分子急速地向左转，形成奇特的“红色的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尽管西方不少知识分子纷纷失望于斯大林的残酷与霸道，但来自中国的“毛主义”却对后半个世纪西方左翼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阿尔都塞、詹姆逊、德里克、安德森……都曾一度是“毛主义”的痴迷者。(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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