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兵学的终结与被动转型

传统兵学在明清时期迎来发展的高峰期，但与此同时也迈向终结，并迫于内外环境而面临着转型。从快速发展的繁荣景象走向衰落与被迫转型，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首先要看到的是兵经模式的影响。明清时期继续推行兵经模式，通过武举选拔将领，却只能说功过参半，达到了部分预期目标而已。通过兵经模式，大量印发官方军事学教科书并组织学习，对于培养军事人才、提升军人的军事理论水平，固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历时既久，也会对兵学的健康发展形成掣肘。且不说所立兵经内容相对陈旧，跟不上形势变化，就连研习人员也存在水平不足等先天性缺陷。不仅如此，兵学和儒学的关系也已经发生彻底的改变，由“兵儒结合”变为“以儒统兵”。^[7]作为兵经的主要研究群体，武人将佐普遍读书较少，文化水平偏低，理论深度不够，缺少“六经注我”的勇气和能力，故而只能停留于“我注六经”的状态，只剩下因循守旧和故步自封。与此同时，兵学经典被神化之后，也会极大地束缚军人的思想，造成思维僵化，古代兵典的卓越思想不幸而变得教条化。推行专制和集权的统治者，希望看到兵学研究只能由少数统治者展开，其他人不能染指。这种近乎“圈养”的方式，显然没有办法获得高水平的兵学研究成果。矛盾而狭隘的心理，加上“言必称孙子”的固执，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传统兵学的命运。明清时期不少兵学著作思想水准不高，与这种兵经模式的长期推行不无关系。康熙对以《武经七书》为代表的中原传统兵学充满轻视，一概视为纸上谈兵，这并非全是偏激和自大。

明代晚期兵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强劲发展势头，固与军事科技发展息息相关，也系特殊的内外环境逼迫。明朝末期，随着火器技术的飞速进步，西方科学技术的渐次引进，加之文人论兵推动了兵学理论水准的提升，古典兵学在此时已迎来了转型的良机。遗憾的是，这种转型并没有最终完成。众所周知，多种原因导致了明王朝在万历之后迎来了彻底崩溃。经过大大小小的拉锯式战争之后，文化相对落后的清军打败了明军和起义军，成功入主中原，也随即打断了传统兵学的转型节奏。清代统治者对于中原兵学的一贯不屑，对兵学研究的着意打压等，都对传统兵学的发展形成掣肘。清朝统治者不仅没能带来兵学思想的跃升，反而对古典兵学的发展有所压制。康熙本人带头贬损中原兵学，在《四库全书》中，兵书难得一见。^[8]加上种种特殊的铁腕政策的推行，传统兵学的发展再次陷入低潮，直至走向彻底的衰落。到了晚清时期，随着国运的衰败，西方列强陆续入侵，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也致使其在西方列强面前丢盔弃甲。与此同时，人们也渐渐发现传统兵学的落后和难堪大任。(www.xing528.com)

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东方文明固然古老，却也是停滞的，其实这种停滞并非贯穿于中国历史的终始，而更多是在清代出现。考察军事学术史以及军事科技史等，都可以看出这一现象。因为中国在明清时期发展比西方迟缓，“以致从历史上的先进地位转而落后下来”^[9]。不管如何，因为历史机遇的丧失，传统兵学已经很难再次迎来升级和转型，只能是一拖再拖，迟至清朝末期，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艰难推进。其时，世界范围的近代军事变革早已完成，中国则处于严重落伍状态，遂由此而处处被动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