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发展与中原兵学的深度融合

在辽、西夏、金三个北方民族政权中，金的立国时间虽然不是最长的，但由于它长期占据中原地区，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金兵学与中原兵学的交流也更为频繁、深入。

金朝建立之初，十分注意搜寻宋、辽图书文籍。史书记载，金攻辽中京时，太祖即诏令，“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71]。宋金战争中，每占领都会城市，金军都大力搜求图籍。金军攻陷宋汴京后，“索监书藏经，苏、黄文及古文书、《资治通鉴》诸书”^[72]，还遣人收集图书雕版。在这些图书中，必然含有大量兵学文献。

汉族士人的私藏也是中原兵书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金熙宗时，因出使被扣留的宋臣宇文虚中被告谋反，有司审讯的结果是并没有得到罪证，诬告者便“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宇文虚中自辩说：“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73]最后宇文虚中与高士谈一并被处死。由此可见，居留金地的汉族士人家多藏书，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而其中的兵书是最容易被指认为谋反之具的。

金朝武举制度的设立也促进了中原传统兵学的传播。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始设武举，一直延续到金朝末年。金武举借鉴宋制，以武艺和兵法为考试内容。章宗时的《武举格》规定，兵法“又问《孙》《吴》书十条，能说五者为上等”，“《孙》《吴》书十条通四，为中等”，“《孙》《吴》书十条通三，为下等”，而且规定，“凡不知书者，虽上等为中，中则为下”。^[74]武举对兵学理论的重视，必然促进民间对兵法的研习。武举士子习学兵书的需要，又会推动兵书的刊印和流传。现存南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就是金宣宗贞祐年间（1213—1217）刻本。从这一情况来看，金代“武经七书”的普及程度可能远远超出史料记载。

金朝立国不久就创立了女真文字，金世宗时，设立译经所，翻译汉文典籍。大定二十三年（1183）九月，译经所上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新唐书》等书，世宗对宰臣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世宗还以女真文《孝经》千部分赐诸卫亲军，用意显然是要亲军遵循孝道伦常。^[75]除了儒家经典，金人还将一些兵书翻译为女真文。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所记，有《女真字太公书》《女真字伍子胥书》《女真字孙膑书》《女真字黄氏书》等。《太公书》即《六韬》，《黄氏书》即《黄石公三略》，《伍子胥书》《孙膑书》不能确知其内容，但为中原古代兵书无疑。从金武举考试《孙》《吴》大义的规定来看，《孙子》《吴子》也当有女真文译本。金代全真教盛行，具有道教色彩的《阴符经》颇受重视，注家较多，如刘处玄《阴符经注》、侯善渊《黄帝阴符经注》、唐淳《阴符经注》等。(www.xing528.com)

金朝中期以后，陆续有原创兵书论著问世。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国子学斋长张守愚上《平边议》三篇，特授本学教授，仍以其议付史馆”^[76]。金末马饵升撰《北新子》十万言，“大略以谈兵为主。且曰：古人兵法非不尽，但未有《北新子》五十里火雨耳”^[77]。所谓“五十里火雨”很可能是关于火器运用的方法。见诸载籍的金代原创兵书虽然不多，但史书记载的君臣言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兵学思想。例如，金宣宗时，完颜弼建言“迁都南京，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78]，就是关于战略调整的重要兵论。这类军事建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原兵学思维的影响。

与辽、夏等的兵学传播途径一样，汉族士人也是金与中原传统兵学交流的重要媒介。金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录用辽、宋人才。这些人帮助金朝建立起仿汉政权的政治制度，为金占领和统治汉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虽然不如政治方面大，仍然不可忽视。如，金初，铁州人杨朴劝阿骨打“变家为国，图霸天下，谋万乘之国”，为他勾画出“东接海隅，南连大宋，西通西夏，北安远国之民，建万世之镃基，兴帝王之社稷”的战略蓝图。^[79]又如，刘彦宗，辽名臣刘六符的同族，金军攻宋时，曾“画十策”。在金军攻入汴京前夕，提出“秋毫无犯，惟收图籍”的建策。时立爱，辽末士人，“从宗望军数年，谋划居多”。韩企先，辽名臣韩知古的后代，官至汉人宰相。金世宗评价他说：“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于关决大政，与大臣谋议，不使外人知之，由是无人能知其功，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因此，将他置于功臣画像之中。^[80]刘彦宗、时立爱、韩企先三人都是辽朝进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受到金帝王的信任，参决军政大事，将中原兵学“秋毫无犯”“安存百姓”等战争观念传布给金统治者，促进了金政治和军事思想的转变。

金灭北宋，入据中原后，女真贵族逐渐汉化。金熙宗时，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他本人自幼从原辽官韩昉及中原儒士研习儒学，“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81]海陵王完颜亮也自幼嗜习经史，汉化程度很深。天德五年（1153），他将都城由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并将女真强宗大族强行南迁，促进了金政权的封建化。金章宗性好儒术，即位后兴建太学，儒风日盛。流风所及，女真贵族竞以文雅相尚，将领中也出现了很多倾心汉文化的人。如完颜弼，“平生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咏投壶以为常”^[82]。又如，完颜陈和尚，“雅好文史”，经历官王渥“授《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83]女真统治阶级的汉化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真族的尚武传统，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原兵学思想与金兵学思想的深入融合，使中原兵学思想得以在军政大略及作战指导中发挥影响。金朝君臣对于军政问题的讨论充分反映出这一特点。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上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其图果如何？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具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右丞相清臣曰：‘兵书一定之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旧阵势以接敌，疏矣。敌所应与旧势异，则必不可支。然《武经》所述虽难遵行，然知之尤愈不知。’”^[84]

金章宗和夹谷清臣的这段对话，说明他们对中原传统兵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们关于用兵“奇正”的理论，既符合女真骑兵战术的实际，也与《孙子兵法》《唐李问对》中的论述相契合。金章宗虽然对宋代兵书中所载的各种阵法不以为然，但也认为了解总比不了解好。而他关于学古兵法如学弈棋，当自得于心，不能泥守古阵法的论述，也是十分深刻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