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文儒立国”，随着“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推展，文人士大夫逐渐掌握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权力。宋英宗时，蔡襄上书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12]文人官僚为皇帝所倚重，有高度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范仲淹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文人士大夫政治上自觉、自信的宣言。在他们看来，“纬武”和“经文”一样，都是文人士大夫的分内之事。诚如南宋理学名儒张栻所说：“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13]而宋代持续不断的边防危机和内外战争，又为“文人论兵”提供了现实契机和持久动力。从宋仁宗宋夏战争开始，朝廷有意咨访民间知兵之士，文人论兵之潮初兴，此后直至宋亡，这一风潮一直发展，成为宋代兵学的一大显著特征。
刘庆先生《“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的发展》[14]一文将论兵文人分为三类：一是研究古代兵书典籍的专家，二是热心于兵学研究的著名文人，三是直接接触国防问题的朝中枢臣或边防大吏。第一类以兵书和兵学为研究对象，可称为“兵学研究者”。第二类主要是对战争和兵学做评论，可称为“兵学评论者”。第三类是军政要员，所论以边防对策为主，可称为“兵学实践者”。不过，三类之中身份重合的也很多，如梅尧臣，既是《孙子》注家，又是著名文人。又如陈规，既是重要边臣，又有兵书问世，兼具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身份。
“文人论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代兵学的基本面貌和特质。首先，文人成为兵学文献的主要生产者，促进了兵学论著的空前繁荣。宋代兵书数量之巨、种类之丰，论兵文章之广泛、深入，都与文人论兵息息相关。其次，在兵学内容上，儒学对兵学的批判和改造更为深刻。文人作为儒家思想的奉行者，必然以儒家立场阐述兵学命题。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更加明确地阐释了兵儒间的异质，以及传统学术体系中儒本兵末的定位；二是在论兵过程中援儒释兵，以儒家思想浸润、诠释、改造兵家思想，实现了儒学主导下更深入的兵儒融合。再次，对兵学文献的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文人论兵之作一般条理清晰、文辞畅达，改变了传统兵书或言语支离，或隐晦难明的缺点，提升了兵学文献的外在品质，增强了可读性，也使兵学更易于普及和流传。(www.xing528.com)
“文人论兵”也有严重的弊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军事实践关系疏远。兵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乃兵家大忌。“文人论兵”加剧了兵学书斋化的倾向，无法与军事实践紧密结合，也就无法充分反映技术战术的最新发展，兵学的实用性和创新性都大打折扣。这一点也成为封建社会后期传统兵学的一大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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