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与儒学的融合及其时代发展

兵家诞生于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春秋末年，在列国争雄的战国时期获得巨大发展，不但与儒家、法家等并峙共荣，甚至成为一时显学。战国晚期，兵家借鉴并吸收其他诸子思想，初现“兵儒合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兵儒合流”成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主流。^[15]“兵儒合流”是兵学与儒学趋于融合的过程，也是儒学对兵学强力渗透和规制下的兵学重构过程。及至宋代，在“崇儒抑兵”思潮之下，儒学以更强势的姿态影响兵学，加之理学的兴起为兵学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兵学儒学化成为宋代兵学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内容。

宋代兵学儒学化的主要方式是“以儒解兵”。文人儒士通过对传统兵学文本和概念的重新解读，或延展，或缩小，或曲解，或引申，或将儒学相似思想嫁接到兵学中，实现了兵学思想的儒学化。宋代兵学儒学化主要体现在战争观、战略思想、作战指导思想、治军思想等方面。

在战争观方面，宋儒坚持“王道”“仁义”等思想的主导地位，同时又以儒家思想诠释兵学思想，将兵家的“慎战”思想、用兵之“道”等纳入儒学范畴，淡化了传统兵家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战争观，使之全面儒学化。在战略思想方面，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先胜而后求战”思想、“兵贵胜，不贵久”思想等，受到宋儒推崇，常被引为谈兵论战的基本依据。但在对这些战略思想的具体解读中，宋儒又羼杂了儒家思想的内核，或因时代条件不同而有新的解读。例如，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本质上是以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胜利，利害权衡是其出发点。宋儒却将重点放在“不战”上，并且强调“不战”的仁爱动因，甚至以君主“屈己求和”为“不战而胜”，这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涂上了浓重的道德主义色彩，在实践中则滑向“避战”“畏战”的防御主义。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宋儒对于传统兵学“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击虚”“以正合，以奇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等作战指导原则的儒学化解读较少，但对理学重点讨论的“心”“气”“性”“静”等概念十分重视，将之引入兵学“治气”“治心”等的讨论中，兵学思想的意涵得以拓展，但内容也发生了明显偏移，儒家的修持之术被诠释为将帅修养的根本方法。在治军思想上，儒学与兵学的冲突较少，宋儒讨论的重点在于将德和御将问题，将之“忠”节与“将能而君不御”原则成为宋儒讨论的热点。这两个问题既关乎兵学理论，也是宋代军事领域现实矛盾的折射。(www.xing528.com)

在宋代兵学发展中，宋儒通过“以儒解兵”等方式，将儒学观念深入渗透到兵学阐发中，体现出鲜明的兵学儒学化倾向。另外，宋代兵学研究者也对兵学的一些概念、范畴加以诠释、引申、深化，诸如形势、虚实、奇正、分合等，在宋代兵学文献中均有新解。一些政治家和掌兵将帅则结合现实军事斗争形势，以儒学化的兵学理论为指导，提出战略方针，发展新的战法，产生出《守城录》《美芹十论》等新的兵学论著，推动了传统兵学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