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的兵学创新之优化探究

戚继光在学习和继承传统兵学之外，也结合自己的军事斗争实践有所创新和发展。尤其是包括“练将”在内的治军理论，结合火器而设计的战术思想等，都值得我们关注。这些内容主要集中于《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此外也散见于若干奏议。对于《纪效新书》的“新”字，即“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78]。从中可以看出戚继光锐意创新的写作主旨。

（一）战略思想

如前所述，戚继光对于孙子的“庙算”理论有着较为忠实的继承，但也有若干拓展。比如对实施“庙算”的时机和地点等，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尝闻‘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夫所谓庙算胜者，非必庙堂之算，盖凡未出军之前，预筹于辕门者，皆算也。亦尝聚将士群坐而筹之曰：‘今日与众人共计，即是庙算。’”^[79]在戚继光看来，对于“庙算”切不可拘泥地去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庙堂之算”，而应体现在战争决策的整个过程之中：凡是未出兵之前，辕门之内的运筹和预算，都可视为庙算；不光是君臣与将帅在庙堂之上的筹算，主将与将士，对战争进行筹划和商议等，都可视为“庙算”。表面上看，戚继光似乎只论及“庙算”之地点，对地点有所拓展，其实他对“庙算”的参与人员和时机把握等，都有所拓展。在戚继光这里，“庙算”已经有所泛化，不再单指战略决策层面，而且在战役战术层面及更为具体的作战指挥中明确为“庙算”这一步骤。也就是说，在战争进行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需要有决策和分析，这些论述显然对孙子的“庙算”理论有所拓展。

就兵民关系而言，孙子将“令民与上同意”^[80]称为“道”，视为影响战争胜负的五个战略要素之首，也将“唯人是保”^[81]作为战争的追求目标，这体现了进步的民本思想。戚继光的抗倭战争则正是因为很好地发起民众，真正将民众的利益作为战争目标，继承了孙子重视“道”的传统，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军队的积极性。戚继光抗倭之初，发现明军懦弱而畏战，金华一带受到倭寇严重袭扰，便开始着手在当地百姓中招募壮士，组织训练，充实队伍。据《明史》记载，戚继光得知金华义乌民风剽悍，于是“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戚家军名闻天下。”^[82]这些人渐成为戚家军的骨干力量，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和当地百姓利益休戚相关，戚继光组建的新军实现了“令民与上同意”，已经无须多做战争动员工作。士兵利益即民众利益，二者真切地捆绑在一起，保家就是卫国，卫国也是保家，部队战斗热情空前高涨。

为了激励士气，戚继光曾这样教育士兵：“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是不要你们去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地方，百姓如何不奉承，官府如何不爱重。”^[83]除了在当地招募士卒，戚家军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士兵是从沿海居民中招募而来，戚继光注意将保卫当地百姓的利益视为己任，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拥护，士卒也会爆发更强的战斗力。戚继光通过特殊的募兵制将孙子所提倡之“道”落实到战争实践之中，将兵民关系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地激发军队的士气。

（二）战术思想

戚继光的作战对手，要么是游弋海上的倭寇海盗，要么是游猎草原的骑兵队伍。他们都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都以掳掠财货和人口为基本战争目标。一旦战争目的实现，他们就会迅速撤出战场，消失在茫茫的大海或无垠的草原，踪迹难寻。与这样的对手作战，戚继光认为必须相应提高部队战术素养，并对传统战术进行必要的改革。

戚继光战术思想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充分发挥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当时明军已经拥有火炮、火铳等较为先进的热兵器，无论是对付蒙古骑兵，还是对付倭寇，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就海上作战来说，明军的舰船也相对先进。为了对付骑兵，明军还专门研制了狼筅、大棒等特殊兵器，结合快枪鸟铳等远射火器杀伤敌人。戚继光战术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充分发挥武器方面的优势。第二，寻求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合理的战术编组和扎实训练，可以让士兵和武器之间，各种武器装备之间，形成良好的配合，尤其是冷热兵器有机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戚继光的战术编组和排兵布阵中也贯穿着战术思想，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战斗力。《明史》记载了戚继光组织车营战术：“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轻便利，遏寇骑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筤筅。寇奔，则骑军逐北。”^[84]这种战斗阵型的组织，讲究多种武器性能的结合，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按照戚继光的设计，年纪稍长的士兵手持防御性兵器，年轻而又力气未稳的手持藤牌，年轻力壮且斗志旺盛的手持狼筅等进攻性武器。一方面注意冷热兵器的结合，另一方面则追求长短兵器的结合，这便可使得单个作战单元的战斗力得到大大加强，既能对远近不同距离的敌人造成杀伤，同时还能做好必要的防御措施。除了武器准备上的考虑之外，戚继光的战术改革也寻求车兵、骑兵、步兵和水师等多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戚继光将车兵、骑兵和步兵合而成为一营，通过合理编组和严格训练，令骑兵、车兵和步兵形成合力，而且只能紧密相依、步调一致，并且保证不会发生“车前马后，马前车后之误”^[85]。三者之中，以车兵为正兵，车上多配各种火器，车与车之间有步兵护卫，车兵和步兵，车兵和骑兵，骑兵和步兵之间互相形成支援。这种战术编组也强调变化，在遇到复杂地形时，骑兵可以前出列阵，防止整个战队遭到敌人伏击。另外，地形不同，作战的主力也会发生变化。平坦开阔地带则以车兵为主力，山林地带则以步兵为主力。

从战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戚继光所进行的战术变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先秦时期的《六韬》或唐宋时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相比，戚继光时期的兵种合同战术，无论是在参与兵种的门类方面，还是在战术变化的样式方面，都取得了新发展。为寻求战术的变化，戚继光大胆变革阵法，从而设计出鸳鸯阵法。这种阵法，由12名武艺娴熟的士兵组成一队，左右对称排列，因此而命名为“鸳鸯阵”。设计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挖掘士兵的作战潜能，充分发挥各种长短武器的效能。阵型中的士兵必须密切协同，巧妙配合。比如，配置在右边的持方形藤牌的士兵，需要稳住本队阵脚，并做好护卫。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适时掷出标枪，并设法引诱敌兵。如果引诱成功，排在后面的两个士兵则迅速用狼筅将敌人击倒，手持长枪的同伴则一跃而上，将敌人刺死。最后两个士兵除了负责保护本队后方之外，还要随时支援前面的士兵。这种战斗模式，实则和今天的班排战术类似，强调的是士兵之间的团结协作。这种精心设计的班排战术，经过实战考验，表现出灵活多变、攻防兼备的特点，对戚继光抗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是戚继光对战术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戚继光的战术变革卓有成效，但并非完美无缺。他虽然高度重视火器发展，在他的军队中火器配置的比例也有大幅度提高，但并没有真正促成冷兵器向热兵器的完全转变。其战术设计受客观条件所限制，依赖于冷兵器的成分仍然较多，所以最终“没有发展出一套以火器技术和装备为中心的作战方式”^[86]。也就是说，戚继光并没有真正提出以火器为中心的新型战术。这或许不仅仅是戚继光个人的遗憾。

（三）海上相敌法

无论是疆防，还是海防，戚继光都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为了搞好海防情报，他还模仿孙子的相敌之法^[87]，提出了内容新颖的“海上相敌二十法”，具体内容如下：“小舟数往来者，谋议也。迟而审顾者，疑我也。欲进而复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进者，袭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顾者，欲复来也。先急而复缓者，整备也。促鼓而不战者，惧我也。泊而扬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谋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袭彼也。掷缆而即起者，欲择其利也。火数明而无声者，备器也。夜泊而趋于涯涘者，乡道欲往也。促缆而不呼者，急欲逝也。促缆及流悬灯于途者，夜逸而溃也。久而不动者，偶人也。鼓而无韵者，伪响也。近岸连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请和投降者，诈也。”^[88]这些有关海战的相敌之法，基本都是戚继光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海上敌情研判，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负责海防情报的侦察人员根据所观察的情况，对比戚继光的经验总结，便可迅速进行分析判断，进而为决策部门提供及时可靠的情报。敌人何时对我发动袭击，作战规模如何，在哪里发动袭击，以及何时准备撤退，在何种情形下表现出求和迹象等，戚继光都为侦察人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判断方法。这二十法，显然不是对孙子的简单继承和模拟，而是根据作战样式的历史性变化，对海上侦察所做出的创新和发展，反映出海上战斗的一般规律，是海防情报和海战情报的宝贵遗产。这些相敌之法的背后同样蕴涵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89]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

对“海防情报”的重视，对海上侦察之法的总结，是戚继光超越前人的亮点，同样反映出戚继光的开明思想和超人见识。经过与倭寇的多次作战，戚继光逐渐意识到，要想及早掌握敌人动向就必须密切关注海上形势变化，如果希望“躬案海上形势”，就必须“缮亭邮，谨烽堠，稽尺籍，除戎器，具舟师，置间谍，严号令，广询谋”^[90]。本着这一理念，戚继光在海岸大量建设瞭望台，于近海则派出水师日夜巡逻。显然，对海防情报的高度重视，是戚家军能够多次击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古至今，海上流寇和海盗问题始终是一个影响海防和海上交通安全的客观存在。制止和打击海盗行径，有别于一般的陆地战争，其情报保障也与传统战争有别。就如何加强这方面的情报工作，戚继光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四）练兵理论

戚继光对于治军尤其具有心得，《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兵书系统总结和阐发了一系列治军理论，对于选兵、练兵、练将等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且随处可见独到见解，堪称中国古代治军理论的典范之作。

第一，练兵之前，首先要精心选兵。

明朝中晚期，军队腐败严重，纪律松弛，卫所之兵根本不能满足抗倭斗争的需要。针对这种困局，朝廷只得改革兵制，依靠募兵来组建新军。但是如何募兵，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戚继光的“选兵”理论，既包括挑选兵员，也包括军队的编伍。他长期身处抗倭第一线，对于募兵有着深刻体察。

在《纪效新书》第一卷，戚继光对“选兵”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集中进行了论述：“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动伶便者是也；第二不可用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见官府藐然无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所谓乡野老实之人者，黑大粗壮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是也。第二可用乃惯战之人，曾见贼无功之人。”^[91]在这段话中，戚继光明确了选兵的原则，即“两可”与“两不可”。在他看来，只有乡野老实之人和惯战之人，才是用兵之首选。这就是“两可”。至于城市中的那些面色白净的油滑之徒和奸邪之人，则不能选用。这就是“两不可”。戚继光选兵，尤其注重胆气。他批驳了以往的选人标准，“或专取于丰伟，或专取于武艺，或专取于力大，或专取于伶俐，此不可以为准”^[92]，都有不少弊端。在戚继光看来，士兵即便武艺精深，如果胆气不足，依然难堪大任。武艺不够高强但胆气足够坚强的，反倒可以通过加强训练予以弥补。所以，选人的标准，第一便是“以精神为主”^[93]。

戚继光选兵的眼光非常独到，但其中也不乏唯心之论，比如他主张选兵之时“兼用相法”，通过术士来观察“凶死之形”和“福气之相”，并认为如此则可“尽选人之妙”^[94]，这便多少流于荒诞。(www.xing528.com)

第二，训练贴近实战，杜绝花架子。

兵学著作《练兵实纪》之所以命名为“实纪”，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就是为了实用。戚继光种种练兵主张，都是为了追求实用，《练兵实纪》所载皆为实用之法，强调贴近实战，故而能为后世兵家所推重。

在戚继光看来，平时的“练武艺”“比武艺”“校武艺”，都必须充分贴近实战。戚家军练习武艺，是模仿实战的真练，而不是玩花活，摆架子，演习虚假的套路。既然贴近实战，那就不必在意训练的好看与否。必须坚持的原则是：战时用到什么，平时就训练什么；战时怎么打，平时就怎么练。戚继光指出：“夫金鼓号令，行伍营阵，皆战事也，必曰‘实战’，谓何？只缘往时场操习成虚套，号令金鼓，走阵下营，别是一样家数。及至临战，却又全然不同。平日所习器技舞打使跳之术，都是图面前好看花法之类，及至临阵，全用不对，却要真正搏击，近肉分枪，如何得胜？”^[95]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戚继光对以往训练中过于追求好看的花架子的情况，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因为这些花架子一旦到了战场，就完全派不上用场。战场杀敌，士卒需要与敌军真正展开搏击，需要的是真本领。因此平时训练就需要做到“件件都是对大敌实用之物”^[96]。戚继光平时经常警告士卒，要想在战场上求生，就必须有效杀伤敌人，要想实现杀敌求生的目标，就必须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武艺：“学则便熟，不学便生。学的便会杀贼，保得自己性命，立得功；不学便被贼杀。”^[97]

戚继光一贯强调训练贴近实战，也是由于痛感明军平时训练多流于形式，士卒所熟悉的，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活。为此，他在《手足篇》专门写了《忌花法》一节，再次强调“练为战”。戚继光说：“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长枪）所谓单舞者，此是花法，不可学也……钩镰，叉钯，如转身跳打之类，皆是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98]戚继光平时训诫士卒，所使用的语言都非常浅显易懂，却非常具有震撼力。比如，他对士兵说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若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也。”^[99]戚继光在平时的教育和训练中，非常注意以理服人，士卒刻苦学武，努力掌握杀敌技能，蔚然成风。戚家军在战场上特别具有战斗力，令倭寇闻风丧胆，与平时扎实的训练有着直接联系。

第三，练兵讲究循序渐进，胆气并重。

戚继光深知，军事训练是一个系统工程，讲究循序渐进，所以要尊重科学规律，不能蛮干。《练兵实纪》从卷一至卷八，全是论述如何练兵，但是篇目安排很有讲究，各卷的顺序安排，其实就是依据练兵的次序而排列。^[100]该书的卷一之所以论述“练伍法”，是因为在戚继光看来，有关内容是“此开练第一首务也”^[101]，全部将士都必须先期掌握。其实《纪效新书》也是基本遵循这种顺序写成的。全书除总序外，按照《束伍》《耳目》《手足》《比较》《营阵》《行营》《札野营》《实战》等逐个展开。^[102]众所周知，士兵在入伍之初，必须先了解行伍纪律，然后才能逐步展开单兵的技战术训练，接下来就该学习营阵等初步的合成战术，等这些内容都掌握之后，才能展开接近实战的各种训练科目。戚继光练兵强调向实战靠拢，但也遵循“先纪律后战术，先单兵后合成”的顺序而有序展开，并不急于求成。

戚继光练兵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追求的是提高士卒的全面素质。举凡号令、纪律、技术、战术等，都是规定必须完成的训练科目。从戚继光所规定的训练内容看，诸如练令、练艺等训练内容，相当于“习手足”等兵技巧训练，一直为历史上众多军事家视为传统科目。但是戚继光的“练兵”明显地超出这些范畴。在上述内容之外，戚继光还特别重视“练胆”“练气”等，从而为“练兵”注入了新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做好练胆和练心，才能培养士卒的勇气和斗志，才能从气势上压倒敌人，使得全军上下齐心协力地英勇杀敌。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也专门开辟有《胆气篇》，详论练胆和练气之术。戚继光指出：“练胆气乃练之本也”，又说，“出于气者为真勇矣”，所以对练胆和练气格外重视，主张将这些训练内容作为练兵的关键和要点。^[103]

（五）练将理论

戚继光的练将思想也非常具有创见，为传统治军思想贡献了新内容。

第一，对将帅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关于将帅的地位和作用，孙子有一段著名论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04]这段话长期被人们引用，一直为世人所赞许，但戚继光对此表达出不同意见。《纪效新书》中，他对将帅的作用和地位重新进行了一番定位。戚继光认为，在上古时期，兵农未分，文武一途，所以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堪称国家安危的主宰者。但在秦汉之后，直至明朝时期，文臣武将早已各司其职，作用和地位自然会有所变化，至少不像孙子时代那么崇高。

由于戚继光对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有重新定位，将帅便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与士兵平等地参与到训练中来，因此才能贯彻他的“练将”主张。戚继光认为，相比孙子的时代，虽说将帅的地位有所削弱，作用也有所下降，但将帅仍然非常重要。戚继光说：“借以今日论之，万一有剧盗起，城或不守，野被荼毒，使有善将兵者一鼓歼之，出生灵于水火中，所系岂小小哉！”^[105]戚继光既反对过度拔高将帅的地位，显得非常客观务实，又反对贬低将帅，更显得实事求是。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帅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养等，对于军队至关重要。所以，在戚继光看来，将帅也必须接受训练，而且就军事训练而言，必须以“练将为重，而练兵次之。夫有得彀之将，而后有入彀之兵。练将譬如治本，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106]。

将帅担负着保卫国家、建设军队的重任，是军队建设主要组成部分，所以戚继光将“练将”视为军事训练的“本”，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戚继光不仅一贯如此主张，也对如何练将提出了具体建议和实施方法。

第二，对将帅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形成新型将帅观。

戚继光的将帅观承接孙子，但也与孙子有所不同。孙子的将帅观强调“五德”，要求在“智、信、仁、勇、严”这五个重要方面超人一等。戚继光继承了孙子的将帅观，而且借用儒家经典《大学》对“五德”进行新的阐释，并提醒人们注意其弊：“夫信、仁、勇、严，非智不能辨其弊。信之弊也执，仁之弊也姑息，勇之弊也暴，严之弊也刻，皆不得其当矣。”^[107]这一点与孙子所言“五危”^[108]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在品评和阐释孙子将帅观的过程中，戚继光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将帅观。在《练兵实纪·练将篇》中，戚继光指出，将帅必须做到的共计有26条：第一，正心术；第二，立志向；第三，明死生；第四，辨利害；第五，做好人；第六，坚操守；第七，宽度量；第八，声色害；第九，货利害；第十，刚愎害；第十一，胜人害；第十二，逢迎害；第十三，委靡害；第十四，功名害；第十五，尚谦德；第十六，惜官箴；第十七，勤职业；第十八，辨效法；第十九，习兵法；第二十，习武艺；第二十一，正名分；第二十二，爱士卒；第二十三，教士卒；第二十四，明恩威；第二十五，严节制；第二十六，明保障。从中可以看出，戚继光是要为将帅编写一本职责手册，所以纲举目张，不避繁复。将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品德，注意防止哪些缺陷，养成哪些基本素质，从以上所列纲目中便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如果与孙子以“五德”为中心的将帅观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孙子所论简洁而又明了，其失在于粗率；戚继光行文细腻而又系统，其失在于烦琐。其中，有关将帅品德的探讨，戚继光列举纲目虽夥，但仍未跳出孙子的藩篱。但他有关“练将”的论述，确实言孙子所未言，为古代治军理论增添了新内容。戚继光的将帅观因而显得更加完整，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三，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等，提出了较为系统而又明确的主张。

从《练将篇》可以看出戚继光有着明确的“练将”主张。在戚继光看来，选用将领，既要看品德，也要看才能和学识，力争将品德好、武艺高的“全材”选拔出来。他的“练将”理论也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积将德。戚继光论“练将”，首先强调正心术，要求先教会将帅明白事理和利害，必须做到“明其忠义，足以塞于天地之间”^[109]。戚继光指出，选将之时要注意选出那些心术端正之人，非常注重考察将帅的思想品德。对于那些没有德行之人，即便是具备张良、陈平那样的智谋和韬略，也不可委以重任。戚继光要求在平时就注意加强对将帅的教育，正将帅心术。并且，这种“正心术”的行动贵在长期坚持，不能追求一蹴而就，只有长期坚持才能见成效：“坚持积久，久则大，大则通，通则化幽，可以感动天地，转移鬼神。”^[110]

其次是广才学。戚继光主张培养文武全才之类的将帅，告诫将帅既要学习文韬武略，也要研读经史子集。在戚继光看来，这些人文阅读，既可以端正身行，提高修养，也可以增加学识，增广见闻。而且，戚继光所指学识并非仅指书本知识，他将实践之学看得同样重要。最好的结果是将所学知识，“置诸战阵之后，将实境以试之”^[111]，也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如果认真学习文韬武略和经史子集，有了足够的理论知识武装，再很好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那就可以提高实战技能，也能培养出他所看重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真将”。

最后是习武艺。除了上述心术端正、精通兵法、学识广博之外，戚继光认为，将帅同样也要练习武艺。在很多人眼里，将领的职责是指挥军队打仗，只要会战术、懂指挥即可，不必再练习武艺。戚继光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作为将领，如果不学好武艺，那就无法分辨手下的士卒到底是在练什么，练的是花法还是实招，并且无法辨别他们武艺的高低，也无法将武艺高强的士卒安排到关键位置。戚继光强调指出：“身无精艺，己胆不充。”^[112]身为将帅，如果能够率先垂范，带头习武，就可以起到引领风气的作用，能更好地促进士卒刻苦练习武艺，从而带动整个队伍训练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