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书名就可以猜测，《阵纪》这本书有大量笔墨探讨阵法。事实也是如此：阵法确实为本书重点内容之一。在《阵纪》中，何良臣详细讨论了车战、骑战、步战、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等各种列阵之法和作战之法。
何良臣首先是对主要阵法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简要回顾。他指出，上古时期的阵法，无外乎是变化方圆：“内外方圆，左右顾应，曲折参连，互隐奇正，备而简，固而整。虽神圣握兵，不外乎是。”[99]至于变化方圆的目的，则无外乎是“申奇正之用，明进退之理”[100]。军事家能否在战场上保持节制之师，通过一个阵法就可以昭然而见。从伏羲氏的师卦阵，到轩辕氏的握奇阵，再到吕望的三才五行阵、郑子元的鱼丽阵、楚武王的荆尸阵、管仲的内政阵、阖闾的鸡父阵等等，都是如此。它们或内外俱圆，或内圆外方，或内方外圆，都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还认为，著名军事家孙武从伏羲师卦的内外俱圆、黄帝握奇内圆外方，变而成为内外俱方，其实仍是奇正、分合的演变。[101]高明的军事家一定不会受到方圆的拘束，而是果断变化，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阵法。阵法的变化还必须考虑步兵战法与车战战法的结合，因为车法起于步法，步法则与车法紧密相关，因此变化阵法“大抵因地行权，得用步之妙”[102]。
接下来，何良臣又以韩信和诸葛亮等著名军事家为例，继续强调将帅灵活指挥、善于变阵的重要性。汉初名将韩信曾将三十万人分为五军列阵，以孔将军居东南而为左，费将军居西南而为右，自将前军居汉王之先锋，绛侯、柴将军又居汉王之后，如此排列垓下阵，就此大破楚军。韩信使用这种阵法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正好遇到了自视过高的项羽。如果换了一个交战对手，韩信就未必能够依靠此阵破敌。诸葛亮依靠握奇阵推演变化，“推河洛之方圆，寓井田之遗制，分四奇四正”[103]，就此演变而成八卦阵。所谓八阵，分别为天阵、地阵、风阵、云阵、龙阵、虎阵、鸟阵、蛇阵，而且在这八阵之后，另有游骑二十四阵。各阵各队前后相连，奇正有别，进退有节，或方或圆，或曲或直，或前或后，合而为一，又列而有九，所以能够得到无穷之变化。八阵之所以堪称“昭泄幽微，委曲周备，极明作阵之理”[104]，并成为一代名阵，就是因为诸葛亮善于运用变化之术。后代的庸将，因为缺少这一才能，“不识其去留盈缩，妄捏形势，失其本来”[105]，不仅无法得到此类阵法的要诀，更无法依靠阵法而获胜。
在何良臣看来，善于变化的将帅，还可以利用步兵对阵法加以演变，以寡斗众、以弱胜强。比如吴起之进止队、李陵之驰骤队、韩信之轻凌队、张巡之聚散队等，都是如此：“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106]其他如李牧、岳飞、杨素、吴璘、戚继光等名将，都善于运用方阵和圆阵作为基本阵型，再参以无穷变化：“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107]此即多方“误敌”之术，主要通过奇正相混，达成所谓“无不是奇，无不是正”[108]的效果，令敌军无法探清我方虚实。与此同时，一定要注意遵循“安而静，出而理，轻而简，重而治”的原则，必须保持千变万化，前后呼应，做到“率然进止，车骑相因，终以继始”[109]。
在对历史上的名阵进行总结和回顾之后，何良臣总结道：“故善作阵者，无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广狭险易，即据方、圆、曲、直、锐而因之可也，又从敌之众寡强弱治乱而因之可也。至于我之多少重叠，或为犄角，或分五行，或列三才，却在随时布演，务须首尾相顾，必应表里，阵队能容，形名故别，冲之不乱、撼之不动，斯为有得。”[110]在何良臣看来，阵法既要有方圆、曲直的变化，又要参考敌方之众寡、强弱和治乱等情况，还必须依据地形条件的不同而灵活展开。地势狭窄则只用一伍，地势宽广则用十伍、百伍、千伍、万伍，军队的规模必须有所变化。地形狭窄之处则只用战斗部队，地势宽广则可加侧翼部队、包围部队、伏击部队、救援部队等。不管如何，军队都必须遵循“进轻退重，进易退难”的原则，始终保持阵型不变，不听到鸣金则坚决不许撤退，始终保持“迎战之势，以备敌之乘我”[111]，始终保持“止而齐，齐而整，浑沌而不乱，纷纭而条理”[112]的严整之势。
有意思的是，何良臣一直非常迷信于传说中诸如伏羲氏师卦阵之类阵法，但对历史上那些喜欢穿凿的兵阴阳家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假知兵之名，而妄作阵图，为害深矣”[113]。因此何良臣在总结历史上较为成功的名阵之外，又指出那些托名于著名军事家名下的伪阵。仅仅是兵圣孙武的名下，就有众多托伪之阵，比如方阵、圆阵、牝阵、牡阵、雁行阵、罘罝阵、车轮阵、冲方阵、常山阵等。何良臣指出这些阵法其实都是唐人裴绪所作，并非孙武所作。他同时指出几位善于作伪之人，如李筌、许洞等，帮助人们辨别真伪。尤其是许洞，何良臣斥其“穿凿者不可类数。大抵负诞好奇，不究根本，形势日巧，实用日拙”[114]。不管何良臣的取舍臧否是否有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于军阵研究的用力之深。
精通各种阵法，大抵只能实现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115]，要想在战争中挫败强敌，攻陷敌阵，还必须通晓用兵之理，善于捕捉战机，进而因敌制胜。因此何良臣在探讨阵法之后，又花费很多篇幅讨论捕捉战机的问题，也论述了“因势”而“摧陷”的战法。
在对阵法给予突出强调之外，何良臣还指出了把握战机的重要性。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何良臣都高度强调捕捉战机的重要性。为此，他先是提出了“静”的概念，主张“静以待敌”：“得战之机者，藏形于无，游心于虚，故圣人常务静以待敌之有形。”[116]之所以“静以待敌之有形”，一方面是需要努力探知对方虚实情况，另一方面是等待对手露出破绽。一旦探知敌军虚实，就可以任势而为，对敌军发起突然攻击：“见敌之有形矣，乃任我之气势，或击其先动，或乘其衅生。”[117]由此可见，“静”与“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何良臣看来，何时发起进攻，如何发起攻击，都必须根据敌情来决定：“敌将坚壁，我则突其未成，急趋其可攻；敌欲冲我，我则绝其必返，先备其所从。敌长则截之，敌乱则惑之，敌薄则击之，敌疑则慑之，敌恃则夺之，敌疏则袭之。”[118](www.xing528.com)
何良臣指出，历史上那些善战的指挥员都是因为擅长捕捉战机，善于把握敌军的盛衰之气，从而巧妙地避实击虚。军队的行动一定要做到飘忽不定，令敌军无从掌握：“是以善战者，必以盛而乘衰，以实而击虚，以疾而掩迟，以饱而制饥。应之以不穷，投之以不测，飘往忽来，莫知所之；独出独入，莫知所集。其合如云，其变如龙，若从天降，若出地中，犹水之扑火无不息，汤之沃雪无不融。既其退也，敌不知我之所守；其进也，敌不知我之所攻。”[119]在战场上，敌之谋我，也如我之谋敌。高明的指挥员不仅要善于捕捉进攻时机，也需要在防守之时有效防止敌军的进攻，进而把握由守转攻的时机。深入敌境，如果始终毫无动静，那么敌军必有埋伏绝我归路。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贸然前进，而应一面派出精锐之卒搜捕敌军动向，一面保护好粮道，做好前后左右的呼应，防止敌军发起进攻。并且，在防止被敌军埋伏偷袭的同时，还要不失时机地对敌设伏：“遣发哨探，密布埋伏。”[120]在设伏之前，务必探清敌军虚实、远近、众寡之情，同时充分结合地理形势。至于设伏的将士，务必“选精锐诚实，不以庸卒”[121]。何良臣指出，设伏就必须做到“伏兵诡谲，情状万端”，令敌军无从窥探我方行迹：“故善伏者，敌虽巧智，无能测识我之所伏，乃为伏也。”[122]所以，那些借助山谷蒙翳处作为伏击之所的，仍然不过是“寻常之伏”，要想对敌军构成致命一击，就必须让敌军无法掌握我方虚实，再抓住时机对敌发起攻击。
把握战机的重要前提就是先机掌握敌情。何良臣无论是讨论设伏之法，还是讨论反伏击之法，都高度重视探知敌情、搜集地理情报，就是这个道理。并且，这也和孙子的“大情报观”完全对应。[123]不仅如此，何良臣还借引用《管子》《淮南子》等经典中论述情报的名言，探讨把握战机与掌握敌情的关系：“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士卒未附，教习未精，敌情未得，不可以言战也。”[124]何良臣接着举出吴起重用间谍的案例，说明情报对于把握战机的重要性，论证“明敌人之情、敌人之将、敌人之士，而后战也”[125]的战争逻辑。
除了侦察敌情之外，善于借势也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何良臣特地写下《因势》篇，对此加以专门论述。所谓“因势”，意即根据战场态势决定攻守。所以何良臣特别强调“因”的重要性：“是以用兵之术，惟因字最妙。”[126]《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及“因”，特别强调“因敌制胜”[127]，这想必对何良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阵纪》中有一大段文字是讨论如何因敌制胜的：
或因敌之险，以为己固；或因敌之谋，以为己计；或因其因，而复变用其因；或审其因，而急乘其所因。则用因而制胜者，不可言穷矣。敌虽有智，吾必知其不能逃我之所因也。吴子谓占将察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故敌处高燥，不利水草，因而困之；敌便水草，己处卑下，因而灌之；敌居不便，出入艰难，粮道远绝，因而凌之；敌地广大，食匮兵少，四守失隘，因而急之；敌将贪利，可贿可啖；上骄下怨，可间可离；愚昧轻信，可慑可诱；喧嚣不整，可薄可欺；乘劳务利，可袭可击。虑进疑退，众必失依；人有归志，将不能禁；开险塞易，其军必迷。若夫敌人疲怠，饥渴惊疑，前队未营，后军未涉，偶值晦冥，风雨忽作，故可因敌之势以致胜也。我勇且谋，士卒死战，进如骤雨，发如飘风，故可因我之气以决胜也。阙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盘磴，羊肠狗门，险堕飞鸟，守在一人，故可因地之利以必胜也。三者得一，敌已挫亡；俱得用者，所向莫当。所以善兵者，必因敌而用变也，因人而异施也，因地而作势也，因情而措形也，因制而立法也。[128]
所谓“因势”，所本当然是“势”。“因敌制胜”，其实也是“因敌势而制胜”，也就是说，战争决策要根据敌军的态势而展开。所以何良臣论“因”，也是要结合“势”而展开：“因势而驱用之，握机而死致之”；“所以能因敌转化，用敌于无穷，因形措胜，用形于不竭者为之神”。[129]不仅如此，何良臣还特别指出，如果逆势而动则必亡。善于用兵之人，一定不会逆势而为，不会轻举妄动，而是做到“因人之势以伐恶”，这才能取得战争主动权，进而夺取胜利。
“势”与“气”紧密相连，故世人常用“气势”一词形容旺盛之斗志。斗志和士气可由必取之势而来：“善作气者得乎机，善用机者决诸势。”[130]另外也需要指挥员巧妙激发。何良臣相信“作气之机，存乎心法”[131]，也就是说，高明的指挥员一定要巧妙地激发部队的士气。如果能够激发军队的斗志，如孙子那般将士卒逼入死地作战，有那种死地求生的气概，就能够“使千万众之气，如一死贼而誓不俱生”，就可以做到“进不可当，退不可拒”，实现攻城拔寨、摧毁敌军的战斗目标，因为士气在战场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气强则勇，气懦则怯，气勇则战胜，气怯则战北。”[132]他总结说，高明的指挥员一定要使得三军具备必死之气概：“故善摧敌之坚、陷敌之势者，能使三军负必死之气也。”[133]不仅如此，还一定要注意“势莫为敌所用，而我常用敌之势也；气莫为敌所夺，而我常夺敌之气也”。由此可知，“气势”的一反一正，必然会对战争结果造成很大影响。
总体而言，《阵纪》对各种列阵之法和作战之法的探讨，令我们很容易想起来先秦时期的著名兵书《六韬》。《六韬》对步兵、骑兵、车兵等各兵种的作战方式进行了讨论，探讨和总结了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之法，可以说是早期的合同战术。这些内容对《阵纪》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阵纪》卷四中有很多篇幅探讨车战、步战、水战、火战、夜战等各种战法。在《技用》等篇则结合鸟铳等各种火器讨论各种阵法和战法，充分注意到冷热兵器的协同作战，充分结合了明朝战争实践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阵纪》虽追随《六韬》而来，却没有止步不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阵纪》做出了“犹为切实近理”[134]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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