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鹤所处的时代，边患日益严重，如何御寇逐渐成为军事家论兵的重要主题。在《登坛必究》中，王鸣鹤也积极探讨了御寇固边的方略。贯穿其中的，则是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怀远”和“攘夷”由此而成为其种种方略的根本目标。
王鸣鹤一面主张通过“修文德”来“振武威”，一面坚决反对“去兵”之说，指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上古之时所不废也。”[62]既然上古时期尚且不废兵，在危机四伏、夷狄交侵的时代，更不应该主动废除武备。他指出，上古时期的帝王，主要通过“修文德”的方式来实现“振武威”的目标，所以他们心目中的武威，并不是四处炫耀武力，也不在于大片扩张疆土和大量积累财富：“不在舆图之广，财赋之盛，甲兵之强，而其志又非以富天下”[63]。避免使用蛮力，反而可以使得万民臣服：“兆民之允怀，蛮夷之率服，盖有由已。”[64]所以，威武的目标是除暴安民，使得蛮夷率服，这才叫“昭文德”，才可以“威不轨”。如果能做到“以德威畏之”，就可以实现“神武不杀”的目标。
在“修文德”之外，王鸣鹤也提出了“修内治”的主张，与前者的含义大同小异。在王鸣鹤看来，秦朝之所以会灭亡，强盛的西汉之所以会走向衰败，都是因为“内治之不修”和“攘外”策略的不当：“嬴政讳亡秦者胡，筑长城以备西北，海内叛亡。汉武恃文景之富庶，勤兵于远卒，至疲耗中原而不可收拾，此皆内治之不修而攘之之道过也。”[65]秦始皇和汉武帝由于过分追求事功，边境兵力过多，遂导致中原虚弱而疲惫，教训可谓惨痛。王鸣鹤曾数次提起这两个案例，意在提醒明朝统治者注意“内治之修”。
与“修文德”和“修内治”相比，王鸣鹤更提倡“振武威”。而且，就明朝的情形而言，更应该“振武威”。当初，明太祖大振威武，“文教覃敷，讫于四海”，已达两百余年，但也难免“北虏东倭凶残是肆”[66]。朝廷上下沸沸扬扬无休止的讨论，只是虚耗岁月，完全不得要领，非常令人痛心。所以，对于“北虏东倭”，就不能再继续使用“修文德”的方法，而应当“振武威”，积极利用征伐战争使其臣服。既然如此，就必须强军备战，提升军队的战斗能力。不仅是“北虏东倭”，即便是遇到国内的暴民反叛，也不能单凭文德，而是应该积极使用武力来根除祸患。
对于“蛮夷”的本性，王鸣鹤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本性黠诈”的特点：“夫蛮夷散处要荒，其性殊异，非礼教威武可以化诲詟伏者也。”[67]在另外一处，王鸣鹤则斥之如禽兽：“夫夷，性鸷悍枭獍，若禽兽然。”[68]对于这样的群体，很难实施教化的手法，无法推以恩德而使其感怀。如果片面追求“修文德”，不仅起不到任何效果，而且会使其更加骄横。因此，王鸣鹤指出：“夷性黠诈，变态百端，即欲结之以恩，以示羁縻，而彼且纵恣无忌，若骄子之恃慈父母。然西南诸夷，未暇枚举。乃最黠者，在北虏。每以贡市为名，其志实利我财货。至令中国岁辇金帛以事之，欲方饱而盟辄渝，往事可鉴也。其次海夷，狡焉启疆窃窥中夏，朝廷锡封典以彰国恩，而捍然不顾。一方有急，四面皆耸。然则欲纾东北之忧者，将安所以怀之哉？夫怀之不宁，威之不靖，必欲举虞周之事律之，其势亡由也。”[69]王鸣鹤从多个角度对西南诸夷、北虏、海倭等蛮夷交相侵略中国的形势分别进行分析，指出这些蛮夷之中，最为狡黠之徒应数北虏，其次则为海倭。对于这些蛮夷之徒，一定不能结之以恩，或示以羁縻。如果恩宠有加，过于谦让，只会使得夷狄变得像骄子那样更加骄横而且不讲道理，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不断地进扰和索取。(www.xing528.com)
在王鸣鹤看来，明朝拥有广袤的疆土，而且法制之严密，边务之严密，也远胜前朝：“今天下幅
之广远轶前代，法制详密，备御防闲，亦莫有如今日者。”[70]即便如此，仍是边患不断，具体表现为：“东有岛寇，则守邻封；西有羌戎，则守关陇；南有缅甸，而六诏为藩篱；北有诸胡，而三边为锁钥。”[71]由于四面都有强敌环顾，天下已经难得磐石之安，只能是到处传来风尘之警，深重的危机之下，只能是“征兵转饷，东撑西支，骚动海内，无息肩之日”[72]。一边是守不必固，一边是战不必胜，在左支右绌的局面之下，那种“尊中国而威四夷”的理想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在分析了蛮夷黠诈的本性和深重危机之后，王鸣鹤根据当时的戍边形势，提出了自己的“怀远”方略：“择将吏，修纪律，固封疆，守要害，垒军营，远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73]也就是加强战备和训练工作，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并且注意固守要塞，足兵足食，更要加强情报工作，及时跟踪夷狄的动向。只有大力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才是戍边怀远之良策。王鸣鹤推崇孙子“先胜”主张，力主募民徙边。孙子曾说：“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74]要想做到“先胜”，就必须立足防守，使得己方立于不败之地。这被王鸣鹤认为是戍边之良策。
为了守边固国，王鸣鹤提出了“屯戍”的主张，认为通过在边境屯兵安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御敌大计。他回顾了屯戍的历史，认为其始于成周，在当时来看，不失为防守良策。因为当时的民众乐于趋赴边疆驻守，所以才能达成“屯戍”的目标。至于嬴政主政的秦朝，这种屯戍政策已经较难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一再传而丧亡之祸，殆不旋踵已”[75]。不仅如此，到了汉代以后，类似方略也起不到效果。王鸣鹤对其中原因进行了分析：“夫土地、人民，均有为国家者所重。恤得民心，则土地为守，失民心，则土地为墟，自昔已言之。今穷边戍卒，或土著，或愿投，或谪徙者，皆日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其困瘁至极矣。然此何莫非朝廷赤子乎？有事之时，既借其力以备战陈。及其无事，则杂役繁兴，每苦其所不能，而处其所不欲，甚则又从而掊克之，斯奚足以结恩情、鼓敌忾，而责之以备御之实耶？”[76]对国家而言，最重要者莫过于土地和人民。如果统治者善得民心，就会使人民甘心为国慷慨赴死，保卫疆土。如果统治者失去民心，那么一切土地都会变为废墟。治理国家必须以守国土、得民心为第一要务。当边寇蜂起之时，推行穷边屯戍之策，使得边卒和边民终日与豺狼为邻，就会日夜不得安宁，由此而变得“困瘁至极”。何况他们又会受到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由此而更加苦不堪言。在这种状态下，企望其备边御寇，当然只能是奢望。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王鸣鹤借用晁错之言“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77]，认为选择好的将吏，由其主导屯戍，才能成功地守卫国土。
在汉文帝时，晁错曾积极主张大量募民并迁徙边塞，积极推进屯田之法，试图由此解决戍边问题。明朝建立之初，也曾仿照古时的寓兵于农，命令天下卫所督促兵众屯田种地，而且这曾被认为是“养兵而无病农”的“万世良法”，“远轶唐府兵营田之制”。[78]但是，随着承平既久，武将地位日渐衰落，肥沃的土地陆续被豪强霸占，贫瘠的土地则闲置而渐渐荒芜，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即便是储备了一定的粮食，也可能会被贪官污吏暗中窃取，因为法制之废弛已到空前的地步。并且，文武之政能否贯穿执行，往往在于得人与否：“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79]这正是“得人”和“任法”的道理。由于不得其人，虽说天下土壤仍为古代模样，戍边之卒也保持旧时模样，但是屯田的效果已经大不如前。目睹日益严重的边患，王鸣鹤忧心忡忡，故呼吁当政者立即采取得力措施，并提出一系列“怀远”“屯戍”之策。这些内容既有针砭时弊、警示朝廷的用意，具有现实意义，也丰富和发展了古代的戍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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