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的研究综述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研究分为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学特征的研究与新生代农民工其他特征的研究，如观念与行为特征、家庭与社区特征以及宏观性的社会特征。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出发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不管运用逻辑推理法^[53]还是局部调查法^[54]，还是权威的、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如“五普”数据^[55]、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56]，或者综合运用国家统计数据与局部调查数据^[57]，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年龄构成更年轻，性别比更低，受教育程度更高，身份认同更倾向于工人与市民。个别指标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资料所属时间不同，结论存有差异甚至相反，在王春光、刘传江、王宗萍、段成荣等人的研究中，未婚比例更高，而在刘俊彦和胡献忠、张娜和雷怀英等人的研究中，已婚比例更高，张娜和雷怀英(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比例高达60.8%^[58]。即使结论相同，具体的代际差异程度因研究对象、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王春光(2010)的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占据首位的是未婚，未婚比例为48%^[59]，而在刘传江(2010)的研究中，未婚比例为63.9%^[60]。

部分学者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特征、家庭与社区特征以及较为概括的社会特征。吴漾(2009)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和其他相关调查的描述统计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如下观念与行为特征：消费观念更加开放，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方式差别显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61]。张永丽、黄祖辉(2008)不仅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还分析了该群体的家庭特征与社区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特征表现为户主的比例较低、家庭责任轻、与家庭土地资源的相关性减弱，社区农业和非农业的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相关性较上一代农民工低[10]。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从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环境的联系出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四大

[10]张永丽、黄祖辉.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2)：81-83.社会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与边缘性^[63]。迟帅、金银(2012)通过文献梳理，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认同高、农民身份认同减弱与仍然不高的受教育水平^[64]。

(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特征研究综述

本书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流动中获取信息与职业的途径、流入地区分布、行业和职业分布、收入和社会保障、工作忍受力、就业能力、未来流动计划与流动过程等方面梳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

流动动机是流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现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动机呈现多元化倾向，处于生存型向发展型过渡的阶段，由谋求生存向谋求发展转变，生存动机与发展动机并存，注重个人发展^[65]。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中获取信息和职业的途径研究显示：主要途径仍然是个人社会网络，但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更多地利用了市场与政府渠道^[66]。(www.xing528.com)

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区研究表明：该群体流入地区分布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但其发展趋势学术界持有不同观点。刘俊彦、胡献忠(2009)认为省内流动趋势将加强^[67]，但丁志宏(2009)的研究发现：第二代农民工更多选择跨省流动，流向较上一代农民工更集中在东部地区^[68]。

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和职业分布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就业层次方面仍然较低，但在具体的行业职业分布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时间多分配在非农业生产中，由上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转换为全职非农^[69]。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更倾向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建筑业中从业的比例有所降低。在职业方面，以生产工人和服务员为主，技术工人有所增加，管理人员略有增加^{[70] [71]}。但杨菊华(2010)的分析得出与前面不一致的结论：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在建筑行业就业的比例高于其他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职业声望最低^[72]。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社会保障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仍然不高，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差异表现为：从分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中低收入(月收入低于500元)比例更高，高收入(月收入高于2000元)比例更低^[73]，从水平来看，月平均收入低于上一代农民工，但因为年均外出务工时间更长，务工年收入高于上一代农民工^[74]。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虽然不高，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改善^[75]、^[76]。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忍受力高低的研究存有分歧，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忍受力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该观点，如刘传江、程建林(2007)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出发，认为该群体在工作中吃苦耐劳特征较弱^[77]；但杨菊华(2010)通过比较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和居住条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在意愿上不愿意吃苦，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吃苦更多^[78]。

国内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界定以及在界定基础上的测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五种界定与测量：第一，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次界定与测量农民工就业能力，并使用社会福利享有、社会网络、组织和社区支持、文化素质、工作环境五个因子代表就业能力^[79]。第二，采用Fugate关于就业能力分析的框架，从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界定和测量农民工就业能力^[80]，部分研究在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细微改动，如用基本素质代替人力资本^[81]。第三，将就业能力分为专业知识与技能、学习力、适应力及环境力四个方面^[82]。第四，从个人资本、社会资本、市场供求状况与赋能性公共服务与政策扶持测量就业能力^[83]。第五，运用专家访谈法、文献研究法与问卷调查法，借助因子分析，就业能力包括技能素养、关系素养与基本素养三个维度^[84]。不管以农民工就业能力测量指标衡量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还是从比较角度来看，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均呈现较低特征。例如，运用微观、中观、宏观的就业能力测量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较低^[85]；从比较视角分析，与城市青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低的表现包括：家庭负担重，居住和工作场所环境差甚至恶劣，同群效应较低，与就业和创业相关的金融资本和社会网络支持较少，相对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工作流动成本较高^[86]。从族际比较角度来看，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在就业能力的人力资本、个体适应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社会资本与文化适应性方面差异不显著^[87]。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计划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市民化意愿，不愿意返回农村，更倾向于留在城市，成为“新城市人”^[88]。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过程研究显示：该群体流动更加频繁，多体现为城际之间和城市内不同单位之间的流动而不是城乡之间的流动，流动中社会地位变迁与流动次数呈现倒“U”型关系^[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