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基于英国的公民身份实现的历史过程，对公民身份制度变迁做了开创性的系统工作。但是，他并未将研究拓展到其他国家的实现过程，许多的社会理论家对此做了后续的工作。但是，后来的争论却聚焦在，“基于英国实践的分析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争议上。〔19〕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无论马歇尔如何看待英国模式的“典型性”，后来的研究者多半有意或者无意地将马歇尔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模式作为典型的进化论模式进行批判了。由此，公民身份制度与变迁就是以英国为模板，而以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为对照性案例，作为补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公民身份的实现情况体现出何样的特殊性。目前来看，公民身份三要素的划分应当讲是比较普遍适用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可能在三要素实现的次序和方式、制度构建的驱动力以及主导力量等各个方面与发达国家有比较重大的差别。由此导致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时空差异性，外在则表现为制度变迁路径与政治过程的差异。当然，我们也不能刻意夸大发展中国家公民身份制度建构的特殊性，因为从历史性案例的对比中，我们依然可以大致看到相似的政治力量对峙、策略选择与制度触发等政治过程。
马歇尔所归纳的英国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路径与一定的政治过程的阐述已经大致可以被称为演进式的“马歇尔模式”，“马歇尔提出了一种公民身份的进化论，它表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层次上，并最终展现在英国福利政治的原则中”。〔20〕而雅诺斯基通过复杂的定量与定性分析以后，也大致认可马歇尔所归纳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模式的意义，“马歇尔的公民权利发展理论得到重新肯定，不是作为一种规范的说明，而是作为一系列的步骤，照这些步骤前进攀登，就可以实现所有四类权利”。（引者注：外加雅诺斯基提出的“参与权”。）〔21〕马歇尔所归纳的英国道路或者英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和平演变与稳定推进的一面，实质上也可以反映出英国的政治公民身份与社会公民身份之间的和谐并存与共进的一面。〔22〕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也可以将之看作马歇尔所提炼的公民身份概念与资本主义增长相一致的一面，虽然这在许多后来的理论家看来是远远不够的。〔23〕(www.xing528.com)
马歇尔所归纳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模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甚至带来一定的偏颇，但是诸多的理论论者却没有点破其内在的逻辑。后来的公民身份研究者多以其他个案的特殊性，即在公民身份三大要素发展的时间与顺序上的差异对马歇尔模式进行批驳，但实质性的问题却在于：英国模式为何典型？其答案在于，马歇尔模式的关键性特点在于其遵循从基本公民身份、政治公民身份到社会公民身份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如果说这是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正道”，那为何其他的发展模式或制度变迁的模式就是有“问题”的？因而问题也即转化为：为何社会公民身份要以政治公民身份为基础与前提，即为什么基本公民权利、政治民主权利需求必须优先发展？〔24〕为何仅有政治公民身份还远远不够？〔25〕答案也许不能仅仅从马歇尔的经典模式中寻求，而应当突破英国单一案例的局限，以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制度建立与变迁的路径和过程去扩展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研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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