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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制度变革的自由主义:民主延缓与替代福利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研究的第四章将研究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案例,即美国的公民身份实现的过程,进而归纳出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自由主义模式。即归纳民主体制方面的诸多原因,以解释美国福利国家建制“丧失机会”的原因之所在;第四节在美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分析基础上概括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自由主义模式。

公民身份制度变革的自由主义:民主延缓与替代福利

第三章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俾斯麦时期以德国为典型的公民身份实现的权威主义模式,其典型的特征就是较早地利用福利供给,试图抵制不断高涨的普选权与大众民主的呼声,进而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缓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当然,这样的福利收买机制的成功实现与维持是需要以相当多的历史传统、政治与社会的结构性基础与有力的政治谋略为前提条件的。

本研究的第四章将研究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案例,即美国的公民身份实现的过程,进而归纳出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自由主义模式。我们在此可以首先归纳的也是其典型性,即人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认知到的社会政治事实。美国虽然和德国一样,是相对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其工业化进程比德国还要迅速,并且在19世纪末期迅速超越法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然而,美国福利国家的构建过程却显得相当的缓慢和不完备,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1〕我们可以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与英国相比较。英国在20世纪初比较顺利、也比较迅速地推动了“自由福利”改革,进而逐步建立起现代福利国家的雏形。而美国就其劳工保护、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来看,还大致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尤其是其生产过程中的大量童工的使用令人触目惊心。〔2〕或许人们会从工业化实现的进程来判断美国的社会公民身份的实现就应该比英国落后。但是,同样是相对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建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险体系,甚至走到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前面去了。德国的社会保险模式成为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学习与模仿的“榜样”。

所以,工业化进程与现代福利体系的建立有着相当的相关性〔3〕,但是并非直线关系,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誉满全球”的“美国民主”与其福利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单从成年男子普选权角度进行评估的话,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白人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国家,并且要远远早于其他的国家,即在19世纪20年代的各州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同时也大致扫清了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子普选权的障碍——财产限制。当然,我们也会在下文中继续讨论完全普选权实现的艰难。由于种族和性别等因素的阻碍,南北战争(American Civil War)之后的黑人男子普选权得而复失。直到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与《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的出台,才使得黑人普选权成为可遇并且可求的政治目标〔4〕;而妇女选举权也来得非常艰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基本实现。但是从整体角度分析,如此残缺的“普选权”还是大致支撑起了相对健全的民主体制,并可以大致平稳运作。如果我们按照第二章的公民身份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民主促进福利的逻辑来看的话,美国应当是最早推进福利国家建制的国家,最起码也不应该落后于绝大多数早发资本主义国家才是符合逻辑的。这也是笔者将英美分别归纳为两大公民身份制度变迁模式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当然,美国福利国家建构的相对迟缓与不足究竟是不是由于美国早熟的普选权与民主机制还是悬而未决或者有待检验的问题。当然,就此我们可以先行讨论一些相对关键的理论问题。(www.xing528.com)

美国的案例或者以美国为典型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自由主义模式使我们能够对公民身份实现做出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如果说美国可以大致以发达的民主政治推迟、延缓,甚至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普遍的社会福利供给,那么,就此我们应当反问,福利供给是不是必要的?福利国家建制是不是必然的?如果是必要而又必然的,那如何进一步解释美国与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成功的大规模削减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如果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何当前西方世界面临的比较普遍的福利难题。其实,我们应当立即做出反思的是,福利等同于社会公民身份吗?这个概念其实在马歇尔的作品中就大致交代了,社会公民身份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效应本身的,即为了使得普通公民能够共享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即马歇尔所说的,使人们普遍过上“绅士”生活,并由此分享社会遗产〔5〕。其实现的方式,就是通过政府再分配的方式,进而减小社会两极分化,甚至不惜通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控等手段来实施。但是,此多半还是马歇尔基于英国历史与国情的归纳。用广泛而深入的政府干预的方式实现社会公民身份,在权威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估计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6〕但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公民身份实现的方式将引发激烈的争议,甚至举步艰难,除非遇到像1929—1933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那样空前的经济与社会大危机,才有可能为政府的大规模干预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打开方便之门。〔7〕由此,在美国案例中我们发现了与欧洲国家福利模式的有趣对比。在德意志帝国时代,虽有比较普遍、健全的社会保险体系,但是当时的德国人可能并未有强烈的权利感与自豪感;而在美国,虽然没有如此普遍与健全的社会保险与保障体系,但是人们并没有由此感到强烈的权利缺失。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有一个模糊的对比,福利对民主的替代效果比不上民主对福利的替代效果。

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我们将放到具体的分析中去进行,有一些理论性的总结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加以归纳。就此,笔者可以大致安排本章的章节结构:第一节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提纲挈领地归纳美国公民身份变迁的概况与基本特征;第二节重点研究美国政治公民身份实现的过程,着重从普选权与政治生活的民主控制角度进行分析;第三节从进步时代关于社会福利立法失败的史实出发,将美国案例限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情境当中去,分析其福利国家建制迟缓的原因之所在。即归纳民主体制方面的诸多原因,以解释美国福利国家建制“丧失机会”的原因之所在;第四节在美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分析基础上概括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自由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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