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英国和德国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英德的实质性选举权的实现是相当艰难的，美国的普选权的实现也是十分艰难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聚焦于黑人普选权与妇女普选权的实现过程，则更是如此。如果说基本公民身份的排斥还是隐性的，那么政治公民身份的制度性排斥则是显性的。虽然早期美国从欧洲植入了对公民选举权的财产、性别、种族、宗教等方面的限制，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时候人们会出于政治考量而推动普选权争议。例如，在制宪会议上，南方蓄奴州为了增强其在众议院的地位，强烈要求给予黑人奴隶按照“正常人数”计入，即将黑人也算为“选民”，但是却要强烈维持奴隶制度。最终的妥协则是，奴隶以“其他人”的指称，并以“五分之三”份额算入，即著名的五分之三条款。“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但不包括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30〕所以，在美国的普选权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坚不可破的等级或者原则。
美国普选权的实现不能说是顺利的，因为我们不能忽视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生时间也是“正当时”。我们在诸多的历史资料与理论文献中多会找到战争与民主化，或者战争与普选权之间的直接联系。〔31〕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确实大大推动了美国白人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实现，特别是在战争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们对普选权的诉求。美国白人成年男子普选权是在杰克逊民主时代实现的，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南方各州之所以支持这样的普选权，是因为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白人男子获得普选权，进而抵制北方轰轰烈烈的废除黑奴运动，从而消减南方解放黑奴的外部压力。
因为普选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公民权利拓展的重要手段，所以，普选权只能是政治公民权利实现的前提基础与象征，但是却不会仅限于此，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美国的政治公民身份的制度化实现更多地表现为公民集体在地方自治层面的实践。或许可以提出的疑问是，美国公民是如何把控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公民对高层政府的控制应当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表征。但是，美国的政治特色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在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特别是在20世纪之前尤其如此。进而，美国的政治公民身份更多地表现为普通公民对地方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支配与把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精英的把控。〔32〕这也便是美国源远流长的地方自治传统。同时也是源远流长的殖民地时代的美国民主与代议制传统。〔33〕新英格兰（New England）乡镇自治经由托克维尔的观察与“推广”而为世人广泛赞许。〔34〕地方自治不仅是政治公民身份制度化与社会化实现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美国公民养成的重要渠道。〔35〕(www.xing528.com)
当然，这种多元化、地方化的自治也并非百益而无一害的，因为长期的地方自治与原先体制上的地方主义，给国家的整合、公民认同都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表现为，在内战之前美国的区域主义横行，以致黑人奴隶制度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内战后也并未真正解决黑人的普选权问题，甚至将黑人普选权问题延缓了近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才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而在本书将要论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对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等诸多问题上，联邦政府也多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里的美国早期宪政民主建制与州权较大的独特联邦结构是其重要的内在原因。这也使得作为平等政治权利象征的普选权，仅仅在自治等层面进行了扩展与巩固，但是对社会公民权利方面的扩展则基本未能成功。“要求选举权的强烈驱动力出自对选举权的公认：它是美国民主政体下的公民权的特性、标识和特征，并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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