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大致归为普选权的实现，虽然这两者之间显然是不能直接画等号的。但是，就马歇尔的分析来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确实是比较明显的。马歇尔凭借的经验依然是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即社会大众通过获取普选权，进而通过选举民众代表进入议会，从而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把控。故此，他将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归纳为普选权的实现。
普选权在公民身份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国家确实具有比较实质性的政治要义。人民大众能够通过比较完备的议会民主制，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把控。由此，其普选权的实现也显得非常的艰难。但是，普选权的实现在权威主义国家就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俾斯麦设计的帝国体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普选。但是，由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议员及其所代表的民意与帝国政治核心架构的运作则完全隔离，使得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政治架构（即帝国议会）基本处于“政治花瓶”的尴尬境界，即德国在世界范围内首先实现了普选，却远未实现责任政府。由此，德国为代表的公民身份实现的权威主义模式的特点就显而易见了。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却具有迷惑性，即美国的民主体制的建构其实显然同德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抵制大众民主政治的。〔5〕通过完美的分权制衡体制的建构，表面是为了抵制抱有野心的政治家的独裁，但是实际上，在制宪者看来，有野心政治家也必须借助于多数人所代表的“民意”方可实行独裁专制。〔6〕所以，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构起来了，但同时也限制了后来逐步实现的白人成年男子普选权对原有政治体制的冲击。直至今日，这样的体制设置依然为大众民主制造障碍〔7〕，更不用说其在美国进步时代，对社会立法与福利供给制度建构的所起到的阻碍作用。所以，可以归纳的是，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本身并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更为艰难的是实现普选权基础上的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权的把控，实际上就是大众民主及其制度化建构，也即国家政权的民主化，包括官僚体制的民主化运作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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