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70后’女性导演的游移立场与创作风格

在时代转型的现实语境下，随着社会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女性作为中国电影新势力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电影消费群体，深刻影响着电影界的结构性调整和优化。作为中国新力量导演中的女性导演，薛晓路在电影作品中自觉融入女性生命意志和性别平权意识，在女性视角、女性形象、女性镜像语言等方面展现独特的女性立场和导演风格。

杨远婴认为“70后”女性导演以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从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命运的安排来体现其女性意识。^[17]“70后”女导演薛晓路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不是用来做文化反思的符号，与传统主旋律叙事中被抹杀性别特质的女性也迥然相异。薛晓路从女性立场出发，通过讲述社会边缘化女性角色的生存困境和情感成长故事，真实准确地表达女性主观意愿，进而完成女性独立人格的主体性建构，彰显新时代女性意识的崛起。薛晓路擅长的“小妞电影”类型本身就指涉新女性主导的流行文化为表征的性别文化。比如“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中的女性角色性格设置是在与男性角色从对峙走向和解的过程中完形，人物的强势塑造与“小妞电影”中女性角色找回自我、实现自我救赎的精神诉求不谋而合，也彰显出薛晓路对男权社会的隐形批判。同时，影片的叙事视角也是建立在女性角色的视点上的，以女性的眼光去“看”，并形成基于女性立场的价值判断。传统叙事中“被看”的女性由被动转变成主动去“观看”的主体，而把男性置换到“被看”的叙事位置或者形成男女之间平衡的相互窥视关系。女主角文佳佳和焦姣都有着容貌姣好、青春靓丽的外形，但影片没有任何一处物化女性身体的欲望式影像表达，女性不再是叙事中附庸男性审美价值的被审视的景观。薛晓路在“小妞电影”中将自己对女性生存现状的观察与感悟，结合爱情喜剧元素，以电影为载体为当代女性建构话语空间。在新主流电影《回归》里，惠英红饰演的女警长在工作中干练霸气，极具个性的女强人形象设置直指女性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表意层面，传达了导演对独立女性的身份认同，同时，在生活中女主人公的搭救赋予男主人公华哥重生，并给予华哥幸福的家庭，在影片的家庭权力关系结构中女性占据主导位置，而在两性情感关系中她和华哥又是平等的、相互独立的个体。《吹哨人》也多方位地展现女性角色的主体意识，她们“由‘他说’到‘我说’，由被窥探消费到自我展现，由‘不可见’到‘可见’，由浅表、抽象的符号到立体、丰满的个体”，薛晓路把周雯放置到极限境遇中，多维立体地描摹其情感欲望、个性特征、价值观念及其自我修正的能力和超乎寻常的韧性，更是将另一位女主角Judy塑造为“由传统走入现代，由单一走入多元，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新女性。^[18]薛晓路曾说她身为女性写作者，非常不情愿被强调女性身份，但她的作品却表现出清晰的女性意识，影片往往立足于女性视角和女性叙事，更多地聚焦在情感书写，不断探索女性自我认知的边界。然而，薛晓路并没有将两性放置在始终矛盾排斥、对抗冲突的对峙关系中去凸显女性独立意识，她的影片展现两性的对立态度相对缓和，叙事视野也更加开阔包容，并且在爱情元素的调剂下两性关系最终都趋向弥合。

作为新力量导演中的“她力量”，薛晓路对中国电影工业化趋势有着清醒的体认，她的创作往往从受众出发，充分发挥粉丝经济对市场的影响力，大量起用明星演员，打造陌生化视觉奇观，以满足观众的视觉及心理的需求和期待。她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不二情书》《吹哨人》中三度携手汤唯，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对女星或女性的窥视和审美情感的欲望，也显示出在泛娱乐化时代，试图在商业性和作者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导演女性意识的游移。(www.xing528.com)

无疑，薛晓路是新力量导演中较好地实现商业类型和作者风格对接的一位。她遵循电影工业美学原则，在创作中从女性立场出发，努力践行类型化、产业化标准，使电影生产趋向精细化、规范化，并在受众喜好和市场环境的规约下，尽力呈现导演的作者化表达。但是，在接受电影工业的牵引，尊重电影的大众性、商业性特点，尊重电影消费规律的同时，要警惕超越伦理底线，避免陷入过度娱乐化、粗鄙化、虚无主义的旋涡。作为新力量导演，要进一步在电影作品中建构工业美学风格，提升作品的人文意蕴和美学高度，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开启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