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医学与动物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20世纪以前，通过观察法和比较研究，一些科学家认为对人和动物健康的关注重点将逐渐趋于一致。很多关于全健康的结论均基于推论、经验观察、类比特定疾病和比较解剖学。

16世纪，GiovanniFilippoIngrassias认为，动物医学与人类医学密不可分。18世纪，徐大春在《论医学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兽医学的基础和人医学一样全面和微妙，不可能把一个凌驾另一个之上。”18世纪，里昂第一所兽医学校的创始人推荐在兽医课程中加入人类临床训练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然而，19世纪，随着细胞病理学的出现，RudolfVirchow等科学家发现人类和动物发病过程类似，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将人医学和兽医学相联系，形成一种比较医学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7，12］。

19世纪末的病理学研究者，即Cellular公司创始人RudolfVirchow和20世纪著名的兽医流行病学家和先驱CalvinSchwabe是第一批提出“全健康”概念重要观点的科学家。在普鲁士元老院处理牛肺结核的听证会上，Virchow指出：“兽医学和人医学之间没有科学上的屏障，也不应该有。一种科学经验应该用于发展其他科学。”［12-13］受其与苏丹丁卡族牧民合作的经验影响，Schwabe创造了“全医学（OneMedicine）”这一术语，以此说明人医学和兽医学“没有区别”。这两门科学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各物种的疾病起源方面有着共同的知识体系［14］。

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所使用的比较医学方法密切相关，也产生了极大的健康互利。人类医学中的大多数治疗干预措施可在动物领域进行改进和试验。但是，随着专业化程度加深，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的研究产生了分歧，即使关注的是同一疾病，相互之间却没有建立联系。例如，毛里塔尼亚爆发的裂谷热疫情起初被误认为是人类的黄热病。但是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在调查了牲畜服务机构并了解牛流产状况后，才发现是由同一种病毒引发的［12］。(www.xing528.com)

对人、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全面认识，能帮助我们理解三者的关联方式。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通过紧密合作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动物和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还可节省资金、缩短发现疾病暴发和采取公共卫生行动的时间。例如，由人医和兽医组成的一个联合小组在乍得的流动牧民社区检查人和动物的健康状况时发现，大多数儿童无法接种全部预防疾病的疫苗。而相较于儿童，更多的牛都接种了疫苗。鉴于此，当地开展了人和动物联合疫苗接种运动，为本来无法获得健康服务的儿童提供预防性疫苗接种。这个案例表明，动物医学和人类医学的密切合作可以产生比单打独斗更好的效果［9，15］。

对人和动物健康给予同等关注是全健康不同于其他概念（如兽医公共卫生、复原健康和生态健康）的重要特征之一，全健康的独特性体现在组织、战略和实践上。复原健康和生态健康则更多考虑了生态恢复力和可持续性。

基于上述特点，我们面临的全健康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高度迭代的过程和行动，展示两种服务方式：医生直接或间接地为动物健康服务，以及兽医为公共卫生服务。我们需要寻找可以定量和定性地测定人和动物健康相互作用程度的办法。目前，一些相关的方法已被开发并应用于调查设计、卫生服务，以及人畜共患病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