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8年WHO成立以来，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和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组织左右着卫生健康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31］。早期欧洲卫生机构和美国领导的卫生组织之间就出现过紧张的政治关系。WHO作为国际卫生领域“无可置疑的领导者”的角色在20世纪末受到严重挑战［31-33］。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前殖民国家的独立和美国民权运动等社会主义运动的蔓延，社会经济改革得到了加速。因为成员国有2／3来源于发展中国家［34］，WHO的任务从国家政治冲突转为发展中国家对推进卫生政策的新要求［31-32］。至20世纪80—90年代，发达国家对WHO的中央管理缺乏信心［35］，WHO遭到进一步质疑，原因是WHO的预算资金超过成员国提供资金。但是，在1998—2003年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领导的WHO，见证了“全球卫生十年”高速发展期［36］。而2003年以后，无数由外部资助的卫生伙伴和联盟（如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美国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组织）等慈善组织活动日益频繁，WHO的技术指导与领导能力被其他组织分散，从而形成了多组织、多中心卫生研究机构的协同发展现象，导致WHO在全球卫生事务中进一步失去牵引力［33］。
随着艾滋病的出现到全球流行以及SARS的暴发，全健康的理念慢慢渗透到全球卫生体系中，这就引入全健康政治化概念，一个问题的政治化（与安全性有关），以前不是公众的主要问题，但如流感之类的安全问题可以从非政治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并最终进入国家健康安全领域［37］。另外一个全球公益理论是全球公益（globalpublicgood，GPG），为建立在健康保障基础上的全球健康对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政治说法。GPG可以被视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大跨界利益的公共产品［38］。而在传染病控制方面，全健康原则与GPG理论部分相一致。全健康重新加强现有的卫生系统和对疾病的控制，也促进了全球卫生系统的发展与区域全健康地方政治网络体系的建立。如亚洲和非洲正在出现许多全健康网络，对地方性人兽共患病采用全健康方法进行干预［3940］。
全球卫生领域估计就有超过40个双边捐助者、26个联合国机构、20个全球和区域基金以及90个全球卫生倡议［41］。但是在应对影响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疾病，就需要一个系统的体系能够协调各个机构或者联通多部门与地区合作的一个整体框架。(www.xing528.com)
全健康是应对21世纪人类、动物和环境挑战的必备条件-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识别、控制和管理人类和动物疾病，并降低其风险［4244］。当然在全健康可持续发展时，需要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健康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健康卫生项目计划的设计需要从跨学科角度进行系统性设计，纳入环境、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研究调查，考虑影响传染病控制策略的实施等。培训、教育和专业知识的援助可在发展中国家发挥关键作用，培育出复合型的全健康人才，使地区、国家和区域决策者能够探索出该地区或国家成功的全健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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