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与镈钟是中国青铜乐器的主体。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制作和使用达到鼎盛。据考古资料证实，山东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数量十分可观。据林济庄统计，海阳、临淄、章丘、临朐、莒县、沂水、莒南、临沂俄庄和凤凰岭、蓬莱、诸城、滕州、临沂西花园、齐故城、阳信等地都曾出土过这一时期的编钟[5]。相对而言，秦汉时期的编钟，在考古中较少发现。2000年济南洛庄汉墓出土一套汉代编钟[6]，弥补了这一缺陷，为研究秦汉编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沂南北寨乐舞图中有一幅撞钟图。图中架上悬挂着两个大钟，乐人手握长棒撞钟。吴曾德认为这两个钟是“纽钟”[7]。《中国画像石全集》则解释为“编钟”[8]。林济庄认为是镈[9]。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说法。
镈是大型打击乐器。它与钟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于”口是平的，即“于”基本上是在一个平面上，而且它的形体比钟要大[10]。《说文解字》“金部”曰：“镈，大钟，淳于之属，所以应钟磬也。”对于它的用途，《仪礼·大射礼》郑玄注曰：“镈如钟而大，奏乐以鼓镈为节。”看来，镈在古代礼乐中主要扮演着一个击节的角色。
笔者之所以将沂南北寨乐舞图中的大钟定义为镈，原因有三：首先，从其形状来看，图上的大钟“于”口是平的，“于”基本上是在一个平面上。钟的“于”口则呈弯曲的弧形。其次，就其形体来看，图中的钟形体较大，与纽钟、甬钟的小巧别致相去甚远。据考古发掘，莒县天井汪出土编镈3件，最大者高38．3cm，最小者高34．3cm；出土编钟6件，最大者高29．8cm，最小者高21．1cm[11]。而著名的“齐黝镈”（又名齐了中姜镈）高65．8cm[12]。由此可见，镈与钟在形体上有一定的差距。沂南北寨乐舞百戏图中的大钟应为镈。三是从其演奏方式看，2001年2月7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了洛庄汉墓出土乐器的鉴定演出，在鉴定现场，我们看到演奏人员双手执锤演奏编钟，轻巧灵活。而沂南北寨乐舞图上，乐人用长棒撞击乐器。这种略显笨拙与沉重的演奏办式不可能演奏连绵不绝的旋律，只是以其声音加强乐曲的节奏，与上述镈的用途相符合。
编磬是一种石制击打乐器。《说文解字》“石部”云：“磬，乐石也”。林济庄认为：“磬之真正独立成器，还是进入文明以后的事，特别是到了商代，鉴于磬的制作与使用更接近于规范化，随之便出现了为世人所公认的品位较高的石磬，这就是被《尚书·禹贡》所誉为的‘泗滨浮磬’。”[13]春秋战国时期，磬一度十分流行。据考古发现，1985年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村商代大墓出土的精致石磬可视为“泗滨浮磬”的胞族[14]。沂水县刘家店子、莒南县大店老龙腰、临朐杨善乡、临淄、滕州姜屯镇庄里西村、诸城臧家庄、阳信等地都曾出土过春秋或战国时期的成套编磬。[15]
汉代编磬开始逐渐衰落。但是汉墓中依然有编磬出土。曲阜九龙山汉墓曾经出土36件编磬[16]。洛庄汉墓乐器坑也曾出土6套107件编磬[17]，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汉代考古中屈指可数。由此可以说明，汉代齐鲁地区依然保持着制作和演奏编磬的高水平。除了考古实物，沂南乐舞图中有一幅编磬演奏的画面。图中四枚编磬依次悬于架上，乐人持锤演奏，再现了汉代大型乐舞表演的盛况。另外，汶上县孙家村画像石也有一幅编磬演奏图[18]。(https://www.xing528.com)
铙又称为执钟。口部朝上呈凹弧形，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中空圆管状的执柄。流行于商代晚期，剧代沿用。现在所见东夷最早的铙器可上溯到殷墟5号墓出土的两枚亚醜铙[19]。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枚商代的铙。章丘明水、烟台海阳曾出土春秋时期的铙[20]。
铙口可以单独演奏，也可以按大小相次数个成编演奏。从画像石乐舞图来看，乐曲演奏一般不用编铙，而是单独使用。铙一般与箫、鼓、坝等乐器合奏。如诸城前凉台、安丘董家庄、沂南北寨、临沂白庄、费县潘家疃等地出土的乐舞图皆是如此。此外，铙还可以用于军事。《说文解字》“金部”云：“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铙止鼓”。就是说，铙声一响，即停止击鼓，作为退兵的信号。
击铙图·沂南北寨画像石墓
铎，青铜打击乐器。形似铃。《说文解字》“金部”云：“铎，大铃也。军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司马执铎。”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商代的铎。洛庄汉墓也有出土。
鼗鼓，形似货郎鼓。《仪礼·大射礼》注曰：“鼗如鼓而小，有柄，宾至摇之，以奏乐也。”《释名·释乐器》说：“鼗，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就是说鼗鼓是乐曲演奏的先导。从乐舞图来说，鼗鼓一般与箫、琴等乐器合奏。因此吴曾德认为，鼗鼓除了作为乐曲演奏的先导，还可以穿插于整个乐曲演奏过程以烘托气氛，增强音乐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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