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文化瓮棺葬不仅瓮棺所使用的陶器多种多样，而且陶器的组合方式亦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据对已发表资料的统计，屈家岭文化瓮棺葬具的组合方式多达70余种。一般而言，根据瓮棺葬具的功能和不同器物的形制特征尤其容量大小，这些器物又可划分为装殓用具和覆盖器具。其中，装殓用具主要用来盛装死者尸骨，罐、釜、鼎、缸、瓮等大体积器类都有成为装殓用具的可能；除此之外，有发掘者认为一些个体较大的盆和碗也可能是装殓用具。覆盖器具类似于棺盖，用以隔绝瓮棺内部和外部，器形较小且形制多样，其本身没有装殓尸骨所需的容积。常见的覆盖器具主要有碗、豆、钵、盖、盘等。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此种分类只是我们为了便于分析与研究所进行的概念分类，在真实历史上以及实际操作过程中二者绝非泾渭分明，瓮棺组合中体积相近器物甚至更小型器物都可能具有装殓用具和覆盖器具的双重性质。
基于此，本文拟先从瓮棺葬具的物质性出发，以葬具组合器数量的多寡为标准，将其分为单器瓮棺、两器瓮棺、多器瓮棺，然后再根据出土材料的实际情况，对装殓用具和覆盖器具的组合模式进一步分析。
单器瓮棺，即考古发现仅有一件葬具的瓮棺葬。有发掘者推测这些瓮棺很可能是以竹木、编织物等有机物或石头、陶片等物体作为覆盖器具的，而这些物体往往难以保留抑或容易被人们忽视[33]。在黄楝树[34]和大寺[35]遗址就曾分别发现过用陶片和石头作为覆盖器具的案例。单器瓮棺葬具多为折沿罐和釜，几乎占到此类瓮棺总数的60%[36]；其次为敞口缸、圜底折沿缸、圈足瓮等器物，各自占到单器瓮棺总数的6%左右。除此之外，大口罐、鼎、平底折沿缸、敞口瓮、矮领罐、高领罐、子母口瓮亦有单独作为瓮棺葬具的现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城头山遗址的单器瓮棺葬尤为发达，其所占比例要高出其他遗址数倍之多。
两器瓮棺种类最多，达到屈家岭文化瓮棺葬的75%左右。表一反映的是两器瓮棺葬具的组合情况，可以看出折沿罐、釜分别与碗、豆、盖、钵、盘等较小型器物之间的组合最为频繁，约占到两器瓮棺葬的40%，尤以折沿罐、釜与碗之间的组合方式最多。由于此类组合与前述的单器瓮棺中只有一件器物的容积相对较大，具有装殓尸骨的可能，所以将二者统归为“单敛”葬具模式（图二：1）。在两器瓮棺中，其他大型器物与碗、豆、钵、盖、盘之间的组合都可视为此种模式。
表一 两器瓮棺葬具组合方式统计结果
说明：X为“1%以下”；△为“1%～2%”；○为“2%～4%”；□为“4%～8%”；◇为“8%以上”
除此之外，尽管圈足瓮以及缸、瓮等大型器物零星存在与碗、钵、盖等小型器物进行组合的现象，但其更多与同类器或鼎进行搭配，此类组合可归纳为“双敛”模式（图二：2）。
图二 葬具组合示例(www.xing528.com)
1.单敛竖置（曹家楼W9）；2.双敛横置（曹家楼W8）
多器瓮棺数量非常之少，不足屈家岭文化瓮棺葬的3%，且此类瓮棺主要以三器为主，零星见到四器、五器组成的瓮棺遗存。通过检索已有资料可知，多器瓮棺仅见于雕龙碑、曹家楼、城头山、宋家台等少数遗址（表二），其中四器、五器组成的瓮棺目前只有城头山遗址出土，说明此类葬具组合方式的形成有着很强的偶然因素。从组合器类来看，曹家楼、城头山、宋家台遗址几乎都以釜、罐、瓮、缸类器与碗、豆、盖等稍小型器物的组合为主，而雕龙碑遗址与前三者有着很大不同，更多采取圈足瓮、折沿罐、鼎等大型器物之间的组合，我们可称其为“多敛”模式。
表二 多器瓮棺葬具组合方式示例
由不同器类组合形成的瓮棺结构和类型同样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和地域性的文化特点。考察已发表资料可知，屈家岭文化早期，雕龙碑、金鸡岭、叶家庙三处遗址所在的随枣及鄂东北地区表现出强烈自身特色的葬具组合模式，圈足瓮、敞口瓮、直口缸等大型器物构成的“双敛”“多敛”模式极为流行；而其他遗址则以釜、折沿罐为主体的“单敛”模式为多，再有少量折沿罐、釜、鼎之间的“双敛”模式（表三）。
表三 屈家岭文化早、晚期瓮棺葬具组合模式的区域分布特征
至屈家岭文化晚期，圈足瓮、敞口瓮、直口缸等大型器具基本退出葬具的组合搭配，折沿罐、釜之间或其与小型器物组成的“双敛”“单敛”模式明显成为主流（表三）。对此期主要装殓用具的区域分布特征做更为具体的观照（表四），我们可以发现，在主要装殓用具方面，宜城以北的汉水中游地区以折沿罐类为主；随枣走廊及鄂东北地区的几处遗址在以折沿罐类为主流的基础上，还拥有相当比例的鼎作为装殓用具，这在其他地区较为罕见；而此时的江汉平原地区却十分流行圜底的釜。更为靠南的澧阳平原则与之皆有不同，罐与釜的比例相当，但并非该地区所有遗址均拥有等量的罐、釜葬具，位于澧县的宋家台遗址出土的数座瓮棺葬就有高比例的釜而仅有少量罐作为装殓用具。
表四 屈家岭文化晚期瓮棺主要装殓用具的区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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