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方法：如何正确阅读文本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回忆性散文，作品兼具抒情和叙事的特点，并融合一些议论。很多时候，教师忽视了它作为回忆性散文的特点，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仅仅当作叙述“少年鲁迅”的童真和童趣的散文，这是有所偏颇的。忽视这种体式特点，就容易把这篇散文和其他类型的散文混淆，甚至和小说等同起来。

主题、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一般用来解读小说，这里却用来解读叙事性强的散文。叙事性散文用小说的方式解读，抒情性散文用诗歌的方式解读，散文解读的独特性在哪儿？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起，他认为“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ies）关注作品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关注作品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关注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关注文本细读，文学四要素即“世界、读者、作家、作品”。如果小说解读更侧重于“模仿”，即作品和宇宙之间的关系，那么散文解读更侧重于“表现”，即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两者都关注文本细读，但对作品和受众关系都关注不够。明确了小说和散文解读的侧重点不同，至少我们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再纠结于是否批判或揭露“世界”，而是“表现”“作家”，以及如何“表现”“作家”，这其中也穿插了文本细读和文本与学生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表现”“作者自我”

郁达夫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6]也就是说，散文不是来“反映”“社会”“世界”的，而是来“表现”“作者”的。如一开始“现在……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如何理解“百草园为什么是‘我’的乐园”？它是要“表现”“作者”对百草园的感受、体验与记忆：有鲜艳的色彩、有形象的动感、有迷人的音响、有俏皮的玩弄、有让“我”担心的美女蛇故事、有性急的“我”的捕鸟，还有“也许因为”中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等。同样是“三味书屋”，它也要“表现”“作者”对三味书屋的感受、体验与记忆：有庄重的仪式、有先生的方正、有“怪哉”虫的问题、有读书的规矩、有书屋后的玩耍园地、有人声鼎沸的读书声，还有趁先生入神时做的其他事（画画）等。这是儿时“我”的感受，同时中间也掺杂了现在（1926年）“我”的感受，如“野草”“然而都不是美女蛇”“荒园”“宿儒”“（绣像）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等，文中的两个“我”——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便构成了回忆性散文不同于一般散文的最大特点：两种类型的情感交织——过去的“我”的感受和现在的“我”回忆往事时产生的感受。正如赵勇所说：“这种理想化是人的一种主观态度，却更是现在的情绪观照过去记忆时的必然选择。”^[7]也就是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现在“我”的情绪“观照”了过去儿时的“我”的感受。

作者之所以选取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景物人事，是因为它们在作者心中烙下了深深的记忆。一方面，这种记忆是作者现在的一种温暖留存，“不管是在满目荒废的百草园里，还是在连下课和休息都没有的学塾里，都能创造出自己的欢乐，就连在愚蠢的长妈妈、迂腐的先生身上都能逗引出一种幽默的情趣，让人感受到小人物的可怜和可爱，感受到生活的情趣和谐趣”。^[8]正如作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说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9]另一方面，这种记忆也是作者现在的“自我”“审视”：实现自我健全的人性改造与重铸个人灵魂的价值观念，孙绍振把这种自我审视称作“审智”^[10]。尽管百草园是“我”的童年乐园，但这一乐园很快就不再属于“我”，“我”不得不告别心爱的一切，走进全城最严厉的书塾，去面对枯燥的习字与对课。尽管趁先生陶醉之际，“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画画儿，但作为“我”快乐时光见证者的一大本《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最后也不得不“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一切曾经快乐的时光，最终都彻底地离散而去。“长妈妈”“寿镜吾先生”有着与“我”完全不同的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关怀，有着与“我”完全不同的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责任伦理，正是这种代际的隔阂才造成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困惑”。

如果把“表现”“作者”上升到“主题”的话，那么我们说散文的主题是有不确定性的。散文往往不需要预先设立什么意义确定的主题或寓意，如朱自清说“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11]。当然，一篇成功的散文作品，其文本往往会隐含某种思想和意义，“将客观的社会、宇宙，反射于主观情感的表现中间，其宗旨是在于从全部客观图景中引出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之抒发”^[12]，但这种隐含的思想和意义不会固化为一种单一的、确定的主题，而是作为某种不确定的精神意向存在于作品之中，让不同的读者乃至不同时代的读者做出不同的解读，例如：

A.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衬托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

B.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同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做对比，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

C.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回忆，表现作者儿童时代对自然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天真、幼稚、欢乐的心理。

A的解读主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而B的解读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C的解读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不是说哪个后出现，哪个就合理，就是现在也无法否定A和B的解读。这就是散文的主题不确定性，它的内在意义的理解和阐释可以是无限的，在一种理解和阐释之上可以有再理解、再阐释。

二、如何“表现”“作者自我”

如何“表现”“自我”，即如何“抒情”，作者必定要选取一定的景物人事，解读如何“表现”“作者自我”，说到底是解读如何描景状物来抒情、如何写人叙事来抒情。厨川白村说：“（散文）既不象在戏曲和小说那样，要操心于结构和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描写之类，也无须象做诗歌似的，劳精敝神于艺术的技巧。”^[13]也就是说散文中的描景状物、写人叙事的方式分别和诗歌、小说的各不相同。

一是“描景状物来抒情”。散文中的景物，相比诗歌而言，因为繁杂而难以构成约定俗成的“意象”，但散文“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14]，也就是说“散文”在“描景状物”方面更着重于“意境”的营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椹、何首乌、木莲、覆盆子”“鸣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蟋蟀、蜈蚣、斑蝥”等都不是“意象”，但作者却营造一种“物我合一”的“无我之境”^[15]：“童年的我就是这些”，“这些就是童年的我”。(https://www.xing528.com)

在意境的营造上，散文和诗歌也是不同的。虽然都是采用“修辞”，但诗歌由于受格式韵律影响常用对偶，散文则无限制常用排比反复错综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者更着重于章法上的辞格。例如“排比”“反复”：

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排比“也许是因为……”三个并置语句在结构形式上的相同“呈现出鲜明的齐整、平衡、和谐的视听觉美感效果”，从而引起读者的注意，注意“作者看似在为去私塾找原因，其实却表现了自己童年时的调皮和乐趣”。“Ade”反复则加重了作者的依依惜别之情。

再如“错综”：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凡把反复、对偶、排比或其他可有整齐形式、共同词面的语言，说成形式参差，词面别异的，我们称为错综”。^[16]例如上例的两个“Ade”句，此例的两个“不必说”句、“油蛉蟋蟀”句、“木莲何首乌”句是把反复、排比、对偶说得参差不齐，或抽换词面，或伸缩文身，这种散中见整，灵活变化而又不失均衡和谐的视听觉美感，读之油然而生发一种快感，从而强化了文本解读的兴趣，情不自禁地追索起作者如此表达的深刻内涵：“反复排比对偶”中宣泄情感——动植物并列而至，仿佛一一排列在眼前，“错综”中收敛情感——触感、形状、颜色、体态、动作各自特征不整齐地排列。这正好和“诗歌”的辞格有所不同，诗歌的辞格一般采用对偶，工整对称，作者情感也是工整严谨，散文的辞格由于不受格式影响，所以“错综”也就是变化的反复对偶排比更多一些。当然这一段中比喻和拟人自不必说，“长吟”“肥胖”“伏”“轻捷”“低唱”“弹琴”“拥肿”是作者以“儿童”视角以人比物，“小球”是以熟悉物描状生僻物，都是让读者如亲临其境。修辞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只是一种手法，它的目的是使人“感受”，具体地说是“经验的融合”与“语感的利用”，重在应和作者的情境和情感。^[17]

二是“写人叙事来抒情”。“写人”，戏剧小说更突出“性格决定命运”乃至最后的结局，所以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散文“写人”是为了突出“我”对“人”的感受，“人”是“我”眼中的“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通过“我”对“人”的感受上升到“我”对“人性”的审视，“长妈妈”“寿镜吾先生”皆如此，读者不仅要对“长妈妈”的“迷信”、“寿镜吾先生”的“迂腐”进行标签式的解读，更重要的是要解读出作者并没有刻意地去批评“长妈妈”的“迷信”、“寿镜吾先生”的“迂腐”，而是描写了一种社会现象。这种作者和“人”的“和谐统一”在孙绍振看来是“（小说）把人物放在动态中，也就是使人物打出常规，揭示其潜在的、深层的奥秘，而散文则基本上是把人物放在静态的环境中，显示人物统一的心态，即使人物与人物之间有所错位，也是在和谐统一的制高点上俯视的”。^[18]所以在人物抒写上，散文更着重于“人”的神态传情，写人亦写景。例如：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叙事”，散文和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小说“叙事结构”是完整的，散文“叙事结构”是片段性的。小说以事物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叙事线索，用“情节”安排构建其叙事体系，从而构建一个同现实世界密切关联的隐喻世界，让读者通过小说世界来深化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而散文的“叙事”却是私密化叙事，以“我”的内心体验、用“细节”来安排叙事片段，例如“叙述美女蛇故事”，它以“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的内心体验，用渲染“金光”的细节来安排叙事片段；“叙述冬天捕鸟”，它以“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的内心体验、用捕鸟的动作细节来安排叙事片段；“叙述‘怪哉’虫”，它以“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的内心体验，以和阿长的对比、对话细节安排叙事片段；“叙述先生读书”，它以“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的内心体验，以读书内容、画画等细节来安排叙事片段。这些叙事片段之间不像小说情节那样，具有因果关系——这并不是说它们中间没有关联，而是指它们的关联，不像小说情节那样，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作者“表现”“自我”的情趣一致性，使得散文叙事片段，或多或少地，存在“类”同性。不管是以人为主、以事为主、以物为主的散文，还是以时空为线、以理念为线、以情绪为线的散文，它们所选取的叙事片段，无一例外地，拥有可以“合而为一”的资质。作者总能异常巧妙地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让散文获得了形象的思考，获得了情致之外的韵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如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成长，快乐或者痛苦，有的细节依然记得，有的细节早已随风飘散，这其间没有遗憾，也没有痛惜，只有一个个在作者心中或深或浅的印痕镌刻着时光悄悄流逝的足迹。

本节从表现“作者自我”和如何“表现”“作者自我”两个角度来解读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正是因为散文的文体特征是“表现”“作者”，即使有对“世界”的反映，也是“作者”对“世界”的思考、对自己的审视，最终还是“表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