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经不得立。 但同时今文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古文经学者中却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经学大师,于是产生了今古文经之争。
今文经是用简明流畅的隶字书写的。 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 今古文经的区别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区别。
董仲舒对确立今文经学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要求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这就使他研究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 但今文经学存在着很明显的缺陷,在前进的路程上并非一帆风顺。
一是说经很繁琐,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望而却步。
二是迷信色彩很浓,宣扬呼风唤雨的法术,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www.xing528.com)
这二点都限制了今文经学者的眼界与视野,日益滋长其内部陈腐。 汉哀帝时,刘歆批判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辍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 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这指出了今文学派越来越缺乏活力与生命力,甚至一辈子也不能研究明白一经,整日咬文嚼字、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顽固不化,不肯改变。 尽管今文学派日渐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竭力打击、限制古文经学的发展。
汉景帝时在白虎观举行比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本是总结发展今文经学的有利时机。 但今文学派缺乏才华卓越的博士和儒生。 将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他写作了《白虎通》。 在章帝时,皇帝下令让一些学者讲授《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然没有授予学官的职位,但都给予了很高的待遇甚至封爵。 这就大大提高了古文学者的地位。 古文经学虽还不能超过今文经学的地位,但以上这两件事说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则相应地削弱。
东汉时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 他们在古文经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又不会拘泥于古文经学,而是有所突破。
郑兴、郑众、贾逵等经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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