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边防战略中的分合问题详解

《孙子》说：“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又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虚实篇》）《孙膑兵法》说：“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客主人分》）分就是分散，合就是集中，分合之变，就是通过兵力调动和示形动敌等，在既定作战地点，形成我方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的态势，从而以众击寡，避实击虚。作为兵力运用的外在表现形式，“分合”与“示形动敌”“奇正”“虚实”“众寡”“强弱”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宋人对“分合之变”有较详细的阐发。何去非认为，“分合”要依众寡而定，也要视奇正而变。他说，“盖兵有众寡，势有分合，以寡而遇众，其势宜合，以众而遇众，其势宜分”，“众而恶分，则与寡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使兵力寡弱也须分兵，因为“兵必出于奇而奇常在于分故也”，甚至一阵之中也有分合之变，他认为，《孙子》所言“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讲的就是阵法中的分合变化。^[97]

由于宋代边防战略以防御战为主，宋人论“分合”更多地集中于边防问题。北宋边防总的兵力多，部署却很分散，敌人入侵之时，往往难以形成合力御敌，这是边防不利的重要原因。而从某支军队具体的兵力运用来看，将领不懂分合之变，或者受制于种种客观原因，难以快速有效地分合变化，也是一个突出的弊病。在宋人的论述中，这两方面的问题有时分而论之，有时则混为一谈。

宋太宗时，尹洙论北部边防，认为幽州之战失败的原因在于“兵不分”，“兵不分”则不能相互援应、乘间夹击。他说：“原其弊，在兵不分。设兵为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势，设覆以待其进。边垒素固，驱民以守之，俾其兵顿坚城之下，乘间夹击，无不胜矣。盖兵不分有六弊：使敌蓄勇以待战，无他枝梧，一也；我众则士怠，二也；前世善将兵者必问几何，今以中才尽主之，三也；大众傥北，彼遂长驱无复顾忌，四也；重兵一属，根本虚弱，纤人易以干说，五也；虽委大柄，不无疑贰，复命贵臣监督，进退皆由中御，失于应变，六也。兵分则尽易其弊，是有六利也。”^[98]尹洙所论为一次战争的“分合”，属于战争战略的层面，此论切中时弊，深得许多有识之士赞同。

在宋仁宗时的宋夏战争中，分合问题尤为突出。范仲淹曾指出，陕西四路之兵近三十万，却不能抵御夏军进攻，原因在于“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99]。欧阳修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书论西北边防，曾对庆历对夏战争加以分析，核心也是兵力分合问题。他说：“臣视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路分为州军者，又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而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此当时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进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谓攻守皆无策者，往年已验之失也。”^[100]欧阳修所言“兵分备寡”的情况，不仅是仁宗时对夏边防的症结，也是整个宋代边防的通病。欧阳修提出，改变这种局面的方式是进攻作战——“必用先起制人之术”“先为出攻之计策”。从用兵作战角度讲，固然有道理，事实上，范仲淹、韩琦等主持对夏战争时提出的“攻策”，主要也是要扭转分兵防守的被动局面。但是，造成“兵分备寡”的根本原因在于北宋一直奉行的消极防御战略。如果消极防御战略不调整，骑兵、后勤等问题不解决，进攻战略就不可能真正实现。(www.xing528.com)

南宋倪朴对分合的论述就杂糅了边防部署和作战两个方面，他说：“一分一合而后为变，不惟用于一阵之间为然也，散而守，合而攻，进而斗，退而处，皆不离乎此也。”又说：“战而不知分合之变，不可以战；守而不知分合之变，亦不可以守。”他指出，江淮守军“屯兵之所，地之相去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前后不相应，表里不相关，是不知分合之变者也”，因此，他提出对守军重新部署，使其号令相通，互相援应，“势虽分而实不分，地虽远而实不远，以守则固，以攻则克”。^[101]

辛弃疾对南宋边防的分析同样关注到兵力分合，他说：“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何则？精兵骁骑，十万之屯，山峙雷动，其势自雄，以此为备，则其谁敢乘？离屯为十，屯不过万，力寡气沮，以此为备，则备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婴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因此，他主张集中兵力屯守要地，要有足够兵力与敌人互为进退。（《美芹十论·守淮》）

总之，宋人对“分合”的讨论，小到一阵，大到一战，再大到边防部署，涵盖了战略战术各个层面，看似与《孙子》等兵书所论有所不同，但仔细分析，又无不本于兵家“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是宋儒结合军事实际与时势对兵学概念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