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与王安石：积极进取战略思想的交融

宋英宗治平初年，西夏袭扰日益严重，“收复横山”的进攻战略被再度提起。时任宰相的韩琦将庆历中他与范仲淹所上《和守攻备四策》进呈英宗以备参考。对于韩琦的主张，参知政事欧阳修给予了积极回应，他说：“近者韩琦曾将庆历中议山界文字进呈，此边事百端中一端尔。盖琦亦患事未讲求，假此文字为题目，以牵合众人之论尔。”^[52]欧阳修本人也就此两次上书，提出了“先发制人”“雪前耻，收后功”等主张，并提出将他的奏状降付中书和枢密院，与韩琦所上山界文字一同讨论。^[53]治平二年（1065）五月，朝廷以冯京为陕西安抚使，韩琦再次提出，将何亮、刘平等人的奏疏与他之前所上《和守攻备四策》一并付与冯京，使之与陕西四路帅臣参议。^[54]尽管韩琦位高权重，而且在对夏斗争上经验丰富，但是，当时宋廷围绕“濮议”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中书与枢密院、谏院之间矛盾加剧，因此，“收复横山”的战略并未被认真考虑。

宋神宗即位后，有感于宋初以来军事上的疲弱，“奋然将雪数世之耻”^[55]。熙宁二年（1069），他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摆脱“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56]的安全困境，因此，随着变法的逐渐深入，宋对夏战略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经略，展开了夺取横山、开拓熙河等一系列攻势行动。

宋神宗和王安石是熙丰变法的共同发起者，也是此期积极进取战略最重要的推动者。神宗即位之初，踌躇满志，但缺乏治国理政的系统思路，也缺少政治经验，王安石像一位导师^[57]，通过建策、争辩、说服等使自己的思想得到神宗的认可，并得以推行。这一阶段，神宗与王安石的矛盾较少，王安石在战略决策上处于主导地位，对保守派官僚形成很大的压制。苏轼曾指责曾公亮不能救正朝廷，曾公亮无奈地辩解道：“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58]熙丰变法后期，宋神宗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对王安石的信任和倚赖逐渐削弱，君臣二人的矛盾和冲突也逐渐滋长，终至王安石两度罢相，宋廷的边防战略变为以神宗为主导。但总的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开创了熙丰变法的局面，他们在战略思想上高度一致，体现出积极进取的鲜明特点。

（一）因时尚力的战争观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战略思想与儒家保守派政治家截然不同，这种不同根本上源于战争观的不同，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慎战”“义战”思想的不同理解上。

北宋以来，儒家“慎战”思想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文人学士反对穷兵黩武的同时，也逐渐走入了“逢战必反”的误区，从“慎战”变为“畏战”“避战”。宋神宗和王安石则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常事”，不当“以兵为讳”，更不该畏惧兵事。熙宁五年（1072）二月，朝廷讨论边事，文彦博担心与吐蕃发生战争，宋神宗说：“开元号无事，然年年用兵。有天下国家，即用兵亦其常事，但久不用兵，故闻用兵即怪骇。”王安石很赞同神宗的意见，认为“自尧、舜、文、武时，何尝以兵为讳，但顾方略何如耳”^[59]。

既然以用兵为常事，就必须承担用兵的风险和代价。王安石说：“如起兵事，则诚难保其无后患。”^[60]当文彦博提出经略西羌“略近勤远，非义”，“深入险阻，费馈运”时，王安石反驳说：“秦汉已后，事不足论。如《诗》称高宗‘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非是不入险阻；如火烈烈，其师必众，师众必用粮食，非是不费馈运。”^[61]也就是说，若用兵，深入险阻、经济耗费等，都是在所难免的。

文彦博曾提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这是老子思想的重要观点，常被保守派引为反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论据。王安石驳论道：“以兵强天下，非有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强，则兵必不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务也，但不当专务强兵尔。”^[62]也就是说，“以兵强天下”固然非“道”，但“有道者”并不排斥强兵，相反，“有道”则兵必不弱。这些观点与传统儒家、道家极言用兵之害形成了强烈对比，凸显出强烈的现实理性和进取精神，也为王安石变法的强兵、用兵举措提供了理论支撑。

“义利之辩”也是中国古代战争观的重要论题。宋代保守派官僚往往秉持“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篇》）的观点，将“名”“义”视为战争合理性的唯一标准。宋神宗和王安石则认为，决定用兵与否的关键是利害的考虑和实力的较量，而不是“名”“义”。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边防问题时反复提到，君主考虑问题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利害。他说：“陛下但当论利害，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又说：“人主计事，当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须妄疑。”^[63]考虑军国大事，先从利害出发，是王安石的基本思想方法，也是他试图影响神宗的重要观念。

注重利害的另一面就是轻视名义。针对是否需要“师出有名”的问题，宋神宗、王安石多次与文彦博等保守派官僚展开争论。熙宁四年（1071）三月，神宗与王安石等论兵：

上曰：“兵须有名，如何？”佥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顾力如何，不计有名无名。”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无名。兵非兼弱攻昧，则取乱侮亡。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岂患无名？但患德与力不足尔！”或以为不尚力。安石曰：“武王称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力同然后度德，德同然后度义。苟力不足，虽有德如文王，尚不免事昆夷。但有德者，终能强大胜夷狄，文王是也。先王于夷狄，力不足则事之，力同则交之，力有余则制之。同力同德，我交之而彼拒我，则我义而彼不义，则我胜矣。”^[64]

在处理与西夏关系问题上，王安石不止一次表示“若力足以制夏国，岂患无辞”^[65]。由此可见，宋神宗和王安石对“兵须有名”“不尚力”等观点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力”。至于是否师出有名，只是找个貌似合理的借口的问题。这一观点无疑是保守派官僚无法容忍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熙宁四年三月关于“师出有名”的争论后，附注了陈瓘的一段议论：“古人有言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焚之祸生于用而无名也。神考曰：‘用兵须有名。’可见圣主之本心也。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无名。’何其言之乖戾也！实不当用，立名而用之，岂王者之兵乎？意欲用兵，则立名而乐杀；意欲殛窜，则立名而妄诛。凡学安石而有为者，皆纂述此意。”^[66]陈瓘为神宗讳，自不待言，他对王安石“用兵不患无名”的批评代表了儒家保守派官僚的一般意见。(www.xing528.com)

宋神宗和王安石还十分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主张抓住时机主动出击。宋神宗曾与王安石讨论对夏战略。王安石说：“陛下必欲经略夏国，及秉常幼稚之时，正宜汲汲。古人进德修业欲及时，缘天下事机，变动无穷，及可为之时不可失也。”上曰：“时与机诚不可失。”^[67]乘敌国衰弱之时进攻，费力少而收功大，也就是宋神宗所谓“图难［于］易，以弭患难”^[68]。可见，在乘机因时的问题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时机不成熟之时，王安石主张待时而动。熙宁四年（1071），宋廷在对夏前线进筑城寨失利，河东、陕西受扰，庆州兵变，神宗甚至下了罪己诏书。宋神宗认为，建啰兀城等决策并没有错，只因行事仓促才导致失败。王安石却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时机不成熟。他说：“《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69]

“乘机因时”“待时而动”的思想强调“时”与“机”的重要性，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与宋儒主流思想强调的不乘人之危、谨守信义等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立。

王安石重视时机，但并不是投机主义者，他更看重实力。宋神宗曾论及真宗、仁宗时存在削弱契丹的时机，但未能把握住。王安石不以为然，他认为，“且胜夷狄，只在闲暇时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虚辞伪事，不足为也”。正因如此，王安石以理财为当务之急，他说：“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70]变法中的各项“理财”措施就是为了修齐内政，为边防奠定物质基础。他曾说：“昔魏徵有言：‘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此实至理。自古未有政事修而财用不足、远人不服者。”^[71]以内政为边防之本，以理财为治军之基，是传统儒家的基本理念，而注重实力、富国强兵又为兵家所崇尚，在这一点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但是，具体到如何发展和运用实力，制定怎样的战略，变法派和保守派又会出现明显的分歧。

（二）“调一天下，兼制夷狄”的战略思想

王安石没有治边和军旅经验，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缺憾，他曾对神宗表示，“臣不习边事，每谋议不敢果”^[72]。但是，这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王安石非常善于从战略层面考虑问题，在军国大事的处理上表现出卓越的战略思维能力。他多次批评年轻的神宗“不明于帝王大略”^[73]，过多关注枝节末事。他一再强调，“大抵能放得广大即操得广大”^[74]，“能有所纵，然后能有所操；所纵广，然后所操广”^[75]。在边防问题上，他主张“边鄙事须计大势”^[76]，“西事稍定，宜经制边防，须先定大计，以次推行，不可临时采众人议论，如此必无成”^[77]。这里所谓的“大略”“大势”“大计”“放得广大”“操得广大”等，都是指宏观的战略谋划。

对于当时的边防形势，王安石分析道：“秦汉以来，中国人众，地垦辟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数百年来，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强中国之事。”^[78]也就是说，从中原民族与四夷斗争的历史来看，辽和夏都不是最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宋神宗励精图治，具有开疆拓土的雄心，如果措置得宜，完全可以“调一天下，兼制夷狄”^[79]，恢复汉唐旧疆。这既是他对宋神宗的期许，也是他自己为之努力的战略目标。

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提出了对夏积极进攻，对辽务求安静的边防战略。他说：“臣窃观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计议，惟西方宜悉意经略，方其国弱主幼，又无纪律，时不可失。经略西方，则当善遇北方，勿使其有疑心，缘四夷中强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臣愿陛下于薄物细故，勿与之校，务厚加恩礼，谨守誓约而已。”^[80]

在这一战略中，西夏是主要方向，当进攻。经略西夏是熙宁以来的一贯方针。熙宁初，宋试图在横山与熙河两个方向对西夏形成环形攻势。第一次横山之役失败后，宋将重点放在了开拓熙河上。王安石对开拓熙河给予了鼎力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熙河较易攻取。他说：“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81]开拓熙河正是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是因为熙河战略地位重要，一旦控制熙河地区，就会对西夏构成严重威胁。正如王韶在《平戎策》中所说，收复河湟地区，“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82]。

辽是次要方向，当防守。王安石认为，从全局上看，宋经略西夏，不宜与辽两面作战。从实力对比看，宋也不具备战胜辽的条件，况且辽并无大举侵宋的动机，边境争端只是一种防御姿态而已。因此，他主张对辽待以“柔静”，必要时甚至可以妥协退让。熙宁五年秋，辽扬言在拒马河以南安置口铺，文彦博、蔡挺等主张力争，不惜一战。王安石则认为，“于小事不宜与争，以生其疑隙”^[83]，“既欲以柔静待之，即宜分明示以不争，假令便移口铺，不与争亦未妨大略”^[84]。反对派后来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将王安石描述成主张弃地的投降派，^[85]这成为王安石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污点。姑且不论史料篡乱、多有矛盾之处，单从王安石“兼制夷狄”的总体边防战略来看，他主张对辽“能弱以息边警”^[86]，甚至声称失去雄州也无所谓，并不是妥协投降，而是服从于战略全局的策略上的退却，是超越一时一事得失的“远谋”，目的是取得最终的全局性的胜利，即“要我终有以胜之而已”^[87]。

在实践层面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对夏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神宗始用师于西方，历哲宗、徽宗，遂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88]。但在学术层面上，他们的战略思想继承了传统兵学中的功利主义成分，主张积极进攻、强兵胜战，这与传统儒家迥然不同，因而受到保守派官僚的批评和抵制。熙丰变法失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官僚开始肃清这一积极进取战略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