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院附设ADR的发展背景

“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地位迅速提升。以美、苏两极争霸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一直维持到苏联解体。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本土未遭受战争破坏的大国，美国经济在罗斯福新政的引领下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在保持较为稳定增长趋势的同时就已经隐含“滞涨”的先兆，当时主导美国的社会思潮仍是新自由主义，这也为随后群众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整个美国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黑人运动从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走向城市造反的高潮；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则对美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整个制度提出了挑战；同时，妇女运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也对美国传统的主流文化^[2]发起了攻击。^[3]在对外政策方面，越南战争将美国拖入了泥潭之中，无法自拔。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美国迎来了战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到1992年民主党人克林顿获得总统竞选胜利，20余年间美国的整体政治氛围再度趋向保守主义，国内改革不断受到阻碍，经济依旧动荡，工业长期滑坡，而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更是深深刺痛了美国人的神经。上述关于美国从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介绍只能算是一鳞半爪，本章也仅仅意在提供一个观察美国法院附设ADR发展轮廓式的社会背景。

日本学者曾将美国现代ADR运动的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摇篮期，即萌芽阶段，从20世纪中叶开始；草创期，即20世纪70年代，开始奠定了有关ADR的基本政策和实务基础；警戒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关于ADR的质疑、批判比较活跃的阶段；ADR制度化时期，1990年至今。通过对比美国社会在战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潮的变动情况，不难发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群众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兴起与现代ADR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程度的契合性，但这种契合性又不能够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阐释。(www.xing528.com)

在美国黑人运动兴起的早期，关于种族歧视、宗教信仰问题，很多少数民族都寄希望于通过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他们的权利，沃伦大法官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于20世纪60年代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判决中都能发现这样的动向。然而，面对民权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越来越严重，以及1973年到1975年持续的经济危机和随后长期的经济滞涨，从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再到老布什，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试图在振兴经济、缓和国内矛盾等方面有所作为，但均未取得显著的成绩。面对经济的衰落，很多美国人尤其是一些企业家主观地认为由于美国人过于“好讼”，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被耗费在诉讼上，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导致经济衰退。尽管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所谓的“诉讼爆炸”（litigation explosion）在美国是不存在的，但法院附设ADR的司法实践却受这些观念的影响并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4]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附设ADR在实务层面的蓬勃发展是美国政府保守主义执政政策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种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