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技术对尊严价值的冲击：探讨与优化

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带来了冲击。克隆人技术会改变“人”的生物学基础，对宪法上“人”和“生育”的概念带来冲击。对人类传统生育方式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由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传统生殖领域中性交生殖的基本模式，其最初的发展面临社会的重重阻力。随着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诞生，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人工辅助生殖方式。克隆人技术将会更加深刻地改变生育观念中关于“人”的基本概念。[41]因为通过克隆人技术生育的孩子与传统生育方式和当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具有本质的差别，其不是基于精卵结合的产物，而是对已经存在的基因的复制。哺乳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克隆人技术已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尽管其安全性仍被人们所担忧。克隆人技术能否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孩子已经成为一个在价值观念和法律规范领域应不应当允许的问题。这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基本概念。宪法学必须要回答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的克隆人是不是宪法上的“人”，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一个孩子是否在传统宪法上生育权的保护范围。在宪法上要坚持关于“人”和“生育”的传统观念，对克隆人技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还是要随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对宪法概念的内涵作出适当调整，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克隆人技术，这也是宪法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对宪法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宪法学并没有作好充足的理论准备，对于什么是宪法上的“人”没有形成稳固的宪法基础理论，对宪法上生育概念的生物学基础也没有达成基本共识；另一方面，克隆人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一日新月异的技术做宪法学上的判断，需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并且伴有推测性和不确定性，比如克隆人技术对克隆孩子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尚无确定的科学证据，对其进行判断必然具有推测性。

生殖性克隆还涉嫌侵蚀人的自主与自由意志，侵犯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生殖性克隆方式产生的孩子会丧失掌控自己生活和个人信息的能力，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美国国家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观察指出：细胞核置换的克隆，在某种程度上为完全控制一个孩子发展的重要方面（基因）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完全的控制，这种控制引发了根据一定的规格生产孩子的想象。如果克隆人是被创造出来满足被克隆者的虚荣心或满足已经存在的个体的需求，它可能会降低克隆人的人格。从已故孩子上克隆的孩子，在获得自身内在价值方面，有相对少的机会。[42]我们处在一个基因决定的时代，DNA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指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命运在星球之中，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在我们的基因之中。”[43]大量心理成长的研究表明，孩子需要有自治的意识。这对于从其父母或已故孩子那里克隆出来的克隆人来说非常困难。尽管克隆人可能不相信基因决定的说法，但被克隆的生活将会一直萦绕于克隆人，对于克隆人的生活造成不适当的影响，并以一种其他人不会遭遇的形式形塑克隆人。[44]生殖性克隆通过复制他人的基因而克隆孩子，使得克隆孩子像工厂的产品一样，被有计划地设计与生产出来，故意创造一个基因与其他人相同的孩子对宪法上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价值构成挑战。

生殖性克隆还会影响克隆孩子的自我印象，涉嫌侵犯其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一个人的基因组对其未来影响的未知，对于自发、自由而真实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和自身，是必不可少的。克隆人影响了孩子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45]生殖性克隆会导致个人私密信息的泄露，这可能会威胁到其自我印象。根据人们对基因测试反应的研究，对于自己基因信息的知晓会损害人的自我印象。[46](www.xing528.com)

宪法学必须要回答，基因独特性是否为宪法上人的尊严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隆人技术是否侵犯了宪法上人的尊严。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具有抽象性，人的尊严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判定是否侵犯了人的尊严的方法有哪些，在宪法学上并没有达成基本共识。即使在德国，人的尊严也被批评囊括的内容过于宽泛。在克隆人技术领域，伦理层面的人的尊严与宪法上的人的尊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宪法规范层面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判断标准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