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情戏的源流与宗教信仰相关

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密切，正如陈寅恪所说：“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在上述考察道情戏的定义和源流中，已经指出道情戏与宗教密切相关，道教尤其是全真教的发展轨迹，对道情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道教是我国传统文化孕育之下的本土宗教，根植于华夏，对我国的文化艺术有着重要影响。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道教孕育过程漫长，正式产生于东汉后期，“道教的产生是适应了东汉末期中国本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以及人们的心理的需要”。道教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两大派别，五斗米道是张陵于汉顺帝时（126 144）在西蜀鹤山创立，奉老子（河南周口鹿邑人）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东汉中平元年（184）经黄巾起义，张陵之孙张鲁曾在汉中建立政权，统治数十年，朝廷“力不能征”，直至隋唐，汉中仍是“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东晋葛洪建立了一套神仙体系，奠定官方道教理论基础。北魏寇谦之制定了乐章诵诫新法，为道教建立教规教仪，拜张陵为天师，是为北天师道。南朝陆修静修定斋戒仪范，改革五斗米道，称为南天师道。陆修静的再传弟子陶弘景主张三教合一，对早期道教神仙学说进行总结和改造，创制出《真灵位业图》，初步确立了道教神仙谱系，道教持续壮大。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宗，尊崇道教，以河南鹿邑老子庙为太庙，起建宫阙殿宇，是为后世太清宫的前身。宋代真、徽二帝迷恋道教，开始组织编撰《道藏》。金元之际，道教进入鼎盛，形成南北两大教派，南方正一教以符箓为主，由张天师后世子孙掌教，以龙虎山为活动中心，北方王重阳在金代创立全真教，“形成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全真和正一两大系统的道教格局”。黄河流域道情戏的兴盛，主要与全真教相关。

金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频发，在社会失序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某种心理调整来适应让人无法忍受的社会环境，宗教成为人们心灵的“避难所”。“金元之际，大批道士活跃于朝野，创立新理论，发展新教团，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全真教，至今仍是道教最大流派之一。”

“全真之学，倡于祖师重阳，而七真绍焉。其教大弘，风靡海宇。”王喆，号重阳子，生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全真教祖碑》说，他曾应文、武举试皆不中，40岁左右在甘河（今陕西户县甘河镇）遇到两个仙人，传说即吕洞宾和钟离权，授以要道口诀，即道教中“甘河遇仙”故事。吕岩被尊为全真道教南北宗的祖师，字洞宾，号纯阳，唐末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一说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人），60岁后遇到钟离权，授以“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文”。曾在终南山、华山一带修道，点化王喆。王重阳为人豪迈疏放、不拘小节，经常半醉高吟：“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王重阳后在终南山一带修行，50岁时，王重阳在终南南时村凿圹丈余，封高数尺，坐于墓中，谓之活死人墓，又在墓地四角各种海棠树一株，人问其故，答曰：“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但王重阳在陕西的传道活动并不顺利。

山东依山傍海的地形恰恰满足了人们求仙问道的心理需求，蓬莱仙境也一直是渴望成仙的道徒方士的希冀之地。王重阳基于访仙求道的心理，金大定三年（1163）前往山东胶东一带传道，得马钰、孙不二、谭处端、郝大通、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七弟子（后称“全真七子”“七朵莲花”），创立全真教。其教旨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种固气”为真功，以“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故名全真。在山东、河南一带传教，金大定九年（1169），王喆率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四弟子西归，金大定十年（1170）途径汴京，在今延庆观一带升霞，门生就在其升霞之地修建了一座重阳宫以作纪念，金大定十二年（1172）其弟子将王重阳灵骨迁葬终南山。

“全真道教，其来尚尔，重阳祖师发其源，继有七真畅其委、接其武。”“全真一派，道之为源。鼻祖其谁，圣哉玄元。谁其导之，重阳伊始。谁其大之，子长春子。”王重阳虽然首创了全真教，但是真正使其发扬光大者则是全真七子。王重阳去世后，由马钰掌教，马钰宣扬“以无为为主”的教旨。“他和其师王重阳一样，也善于用诗词歌曲宣传教义，诱化士人……写下了大量宣扬全真教旨、劝人修道的诗词歌曲。”七真在王重阳逝世后各开全真一派，马钰创立遇仙派，谭处端创立南无派，王处一创立俞山派，刘处玄创立随山派，郝大通创立华山派，丘处机创立龙门派，孙不二创立清静派。“他们开拓事业的结果，使全真道在中国北方的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四省拥有了广大信众，并远及甘肃，具备了地区性大教的规模。”全真教力量的壮大，甚至成为政权主动联络的重要社会力量。

元代全真教的兴盛与丘处机密切相关。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生于金皇统八年（1148），金代登州栖霞（今山东烟台栖霞市）人，“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嵛山”，与马钰、谭处端等同师重阳真人，追随王西行，王重阳升霞后，丘处机随同门到陕西终南山拜会王重阳的朋友，金大定十四年（1174），丘处机隐居磻溪（今陕西宝鸡磻溪镇）潜修七年，又到陇州龙门山（现陕西宝鸡陇县）潜修六年，“道既成，远方学者咸依之”，开创了全真道教龙门派，“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金兴定四年（1220），应成吉思汗之召，以73岁之龄率弟子18人从山东莱州出发，历时两年有余，行程万余里，到达西域雪山，三次觐见元太祖，元太祖尊其为“神仙”，命其掌管天下道教，诏免道院和道人一切赋税差役，“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为全真教在中原地区的兴盛打下基础，元建国后定道教为国教，全真教更是鼎盛一时。

丘处机更加重视诗词歌曲在传教中的作用。丘处机在《磻溪集》中《梅花引•磻溪旧隐》一诗描写了他唱道情的情景：“行不劳，坐不倦，任行任坐随吾便。晚风轻，暮天晴，逍遥大道，南溪上下平。溪东幸获忘形友，月下时斟宵夜酒。酒杯停，月华清，披襟散发，欣欣唱道情。”说明早期全真教与道情的关系。丘处机，又号长春子，后世道观长春观，道情艺人组织长春派即从此而来，尊丘处机为祖师，可见其影响之大。(www.xing528.com)

全真教重视苦修，“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正如元好问在《紫虚大师于公墓碑》中所说：“予闻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于佛老之间，故其憔悴寒饿，痛自黥劓，若枯寂头陀然。及其有得也，树林水鸟、竹木瓦石之所感触，则能事颖脱，缚律自解，心光烨然，普照六合，亦与头陀得道者无异。”为了去除心性修炼之诸魔，全真教倡导行乞、离乡、打坐，战睡魔、打尘劳等苦修方式。王重阳认为，“修行助饥寒者，唯三事耳。乞觅上，行符中，设药下”。他认为，乞觅只是修行者的生活外相，是维持生存的手段而已，重点在于内部修持和心性修炼。为了乞食及传教方便，全真道士往往采用唱道情的方式，既传播全真教义，又招揽信众，便易可行。因此在元代诸多的神仙道化剧中，经常可以看到全真道人打渔鼓、唱道情度化世人的场景。

明王朝统治者虽然对道教总的来说仍然很重视，但却只重视其所承担的国家祭祀功能。全真教相对落寞，一方面由于全真教与元廷关系密切，另一方面朱明王朝发迹于江南，与同处江南的正一派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全真教的政治生存空间出现相当程度的萎缩，“这一新的政治形势无疑直接影响全真教各宗系的发展，促使它们积极向社会下层渗透，以补偿其丧失的上层空间……由于这一时期全真教注重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加之过于依赖政治权利支撑的掌教宗师权威已经瓦解，因此，明代全真教的宗派认同取代此前的教门整体认同。各宗派的独自发展是明代全真教发展的主基调”。这些派系有华山派、云阳派、龙门派等，其中龙门派较为活跃。

清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对于道情向道情戏的转化具有重要影响。“清代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满清贵族对道教本无信仰，入关后，对渐趋衰弱的道教不为重视。与宫廷和上层社会的疏远，削弱了道教的政治影响，其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将其发展的视野进一步转向了民间。在与社会生活和民间风俗的密切结合中，越来越通俗化的道教思想，流传于广大社会，渗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受道教民间化、世俗化和民间音乐文化发达的双重影响，道教音乐步入民间化、世俗化的发展阶段势在必然。”对于道教世俗化的进程，全真教龙门派也发挥有重要的作用。

明末清初，全真教龙门派经陕西潞安府长治人（今山西长治）王常月等道士的公开传戒，并取得了清廷的保护。三次开坛说戒，收弟子一千余人，连当时还是太子的康熙也皈依门下，王常月成为全真道公开传戒的第一人。龙门派遍传全国各地，成为全真教的最大支派，几乎成为全真教的代表。王常月死后，他的弟子吕守璞、黄守中等继续演戒活动，宣扬道法，自立道院，创立支派，全真教一度中兴，全真龙门派从此流传各地。“清代龙门派的中兴与传播，使全真宫观正统斋醮音乐也散布各地宫观，这些科仪音乐因同出一派，仪式和音乐都比较统一，能通用于各地，故称‘十方韵’或‘全真正韵’。”随着全真教在朝廷中的失势，加速了其向底层民众的转移进程，而这期间，道情作为重要的媒介及载体，与在民间广为盛行的戏曲活动结合，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为道情戏音乐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条件。

此外，全真道的发展面临诸多竞争，有来自佛教及道教内部正一道等教派竞争，还有争取统治者和信众的压力，尤其是信众，因为这是宗教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因此全真教历来都重视普及性的民间宣传活动，道情和道情戏就是其主要的宣传手段。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道情戏得到了赖以生息繁衍的沃土。